·编者按·
　　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省、全市、全县领导干部大会重要部署之际，本报开设“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提升学习力、增强凝聚力、强化执行力”为主题的学习专栏，集中转载一批关于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文章。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加强学习，深刻领会，贯穿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生于1968年，后求学于清华大学、罗切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他的理念里包含着民族情感、历史思辨与华尔街精神的混合基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作者注：指西方七国集团）到所谓的“G2”（作者注：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人均GDP只位列全球百名左右，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迫切需要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的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有相当多的产业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的产业迫切需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2010年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了大致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这一陷阱。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有没有？有些问题我们有，有些没有；有些问题我们以为没有，其实我们有。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著名的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除了阿根廷，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各种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但问题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而所谓的经济转型，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两者的剪刀差带来了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仅国内市场一抢而空，很多人甚至不远万里跑到纽约去抢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富士康前些年的“13连跳”（作者注：指2010年，富士康的深圳厂区曾经发生13名工人连续跳楼自杀的事件），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钟都不能等，社会的期望值迅速飙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亦如此。近年来的微博上，从郭美美事件到“表叔”事件，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应对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我们怎样加速这一进程？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还有机会借鉴华尔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未来10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1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美国（作者注：按照购买力评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这里做了较保守的估算）。第二，人均1万美元，意味着中国将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社会承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或许会更加平坦一些。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0年。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历史上的经济转型，能为今天我们的转型提供良好的借鉴。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型，分别发生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在第一次转型中，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也买下了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美国钢铁集团，一举奠定了美国在世界钢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资本市场的平台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的阶段，并一举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在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四大新兴产业中，独占鳌头，而这些产业中的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无一例外，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展和推动。不仅如此，金融危机3年后，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冒出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iPhone，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今年曾超过700美元（编注：2012年9月触及705.07美元的历史高点）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3年之内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第二个是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并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我们听说过的关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故事中，有很多坏事。但是，我们也发现，美国经济中所有伟大公司的名字，也都与这个市场有关，通用、微软、思科、苹果、脸谱，无一例外。为什么？市场有缺陷，因为市场是人组成的，人有缺陷，人性有弱点，但长期平均来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远高于其他方式，这使得美国能在每一轮产业竞争中，都能够抢先发现新兴产业，并迅速推动其发展壮大。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浓缩历史，希望在未来的30年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一是加速并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并在全球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国经济存量的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后者是中国经济增量的发现，需要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市场化筛选机制。两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而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还有机会借鉴华尔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成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欧洲需要改革开放
　　债务危机已经在倒逼欧洲各国进行改革，但是步伐很慢，协调不力；在开放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人去购买土地或厂家纷纷遇阻。为什么美国地震，欧洲垮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日本，学习美国，学习欧洲，我们没有能力分辨他们的异同，因为当时的我们差距太大。今天欧洲的崩溃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震惊，改革开放30年后的我们，今天应该有能力分析欧洲问题的症结，以汲取教训，少走弯路。欧洲经济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可以用四个字简单概括，叫做“积重难返”。具体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欧洲的高福利政策。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要匹配的，欧洲的情况是，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所以现在只能往回找。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例子是希腊，我们都知道它是高福利，但不知道是怎样的高福利。希腊这个国家有一个修道院，里面有很多园丁，享受了30年的福利，还准备再享受30年，最近发现这个修道院其实没有花园，所以全是吃空饷的。所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突然间崩溃。出了问题，要紧缩财政，没有人愿意接受，大家都上街游行。所以希腊人也很有意思，上班的时候不来，罢工的时候都来了，出勤率还挺高，全国超过50%。所以，第一，过度福利对竞争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第二，欧元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欧元在设计的时候，出于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希望统一货币能够降低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成本，促进欧洲的统一。但是最初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古训，也就是说，当不同竞争力的经济体被绑在了一起，很快就陷入了“大锅饭”的泥潭。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被绑在了一起，德意志民族省吃俭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可能仅次于中国人，而希腊人崇尚享乐，最后希腊经济出了问题，德国人买单；过两天，西班牙出了问题，德国人买单；再过两天，意大利出了问题，还是德国人买单。德国人想明白了，说我也变成希腊人吧，而希腊人变成德国人的几率，大致为零。开句玩笑，当初欧元的设计或许应该请中国人做个顾问，因为中国人吃过大锅饭，知道大锅饭肯定是要崩溃的。当然欧元也不会真的崩溃，因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溃的后果，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都是欧洲。第三，欧洲产业的空心化。过去10年、20年世界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浪潮，大家可能都看过一本书《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究竟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许现在才慢慢地清晰起来。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摆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家竞争力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队。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欧洲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尴尬，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中国、印度、巴西，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或许，欧洲将成为全球化的第一个输家。瑞典这个国家有两款世界名车，萨博和沃尔沃，中国的汽车企业去谈并购，萨博不肯来，已经破产了，沃尔沃被吉利并购，3年后的今天已经扭亏为盈了，这是大部分欧洲产业的命运。为什么？全球化之前，大家相隔千山万水，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中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之后，学习变得异常便捷和简单，向新兴国家的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遂势不可挡。即便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中长期来看，竞争力也会有很大问题。为什么？除去欧元的困扰外，看看德国的几大产业。第一，汽车产业，奔驰、宝马、奥迪，生产基地已经转向中国；第二，化工产业，出于环境和成本的考虑，一定也会向新兴国家转移，不是中国，就是印度，不是印度，就是巴西；然后就是精密制造，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而劳动力成本相对还是非常低廉的，我们知道iPhone都是中国的农民工在组装，天津的海鸥手表厂每年向欧美出口几十万个手表机芯。如果不能产业升级，或许用不了多少年，德国人可能就会没事可做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谈论和分析欧洲的这些问题，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印象，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不是说我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发展水平。而是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全球化时代来临了，无论你在历史上曾经如何辉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不能转型升级，原来的阵地失去了，新的阵地又找不到，面临的只有无尽的黑夜，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尴尬刚刚开始。第二，欧洲产业升级不力，源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太低，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缺乏一套支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制。而美国有一个硅谷，硅谷后面有一个华尔街。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很多产业也已转移到新兴市场，但与欧洲的很大不同是，它能不停地发现新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历史上的欧洲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之父牛顿是英国人，是欧洲人，现代互联网之父贝恩是波兰人，也是欧洲人。撒切尔夫人很久之前说过，欧洲的高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不是因为欧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是因为欧洲的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落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在希腊要裁掉一个人，可能比登天还难，而在华尔街，只要20分钟，这叫市场化，而这个人可能第二天就又能再找到一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大一场危机，美国经济能够迅速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也是为什么，危机的震源华尔街，3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日本最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年轻人毕业了想去哪里工作？绝大多数要去东芝、索尼，去干什么？无所谓。宁可去大公司扫地，也不肯创业，所以日本经济体制也不够市场化。无独有偶，日本的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也不够，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与欧洲经济相似，日本经济同样有缺乏创新和新兴产业的问题，从“失去的10年”走到“失去的20年”，可能还会更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的紧密关联。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两年中，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而远隔大洋的欧元区经济还在负增长中徘徊。欧洲需要什么？需要改革开放。但主动改革开放，何其难也？我们看到债务危机已经在倒逼欧洲各国进行改革，但是步伐很慢，协调不力；在开放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人去购买土地或厂家纷纷遇阻。反观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了鸦片战争，经历了甲午海战，经历了抗日战争，牺牲了3000万人，还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判断，欧洲的觉醒还需要假以时日，欧洲的问题远未结束。
　　成长的烦恼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始于2008年的欧美金融动荡，对东西方世界格局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怎么去研判？我们冷静地看一看，大概有五个判断。第一，不改变发达经济体衰退，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趋势。东西方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早于我们一两百年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过去的30年我们迎头赶上，而印度比我们改革开放晚了13年，我们始于1979年，他们始于1992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只是起步的时间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达经济体渐趋饱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增长。第二，加速了这个趋势。第三，发达经济体的加速衰退、拖累了新兴经济的崛起，形成了一个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欧洲人原来是高福利高消费，他们要真是开始节衣缩食，受打击的第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经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西方经济体的博弈，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涨彼消的过程，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第四，金融危机使得很多传统产业退出历史舞台，竞争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东西方第一次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问题是靠什么去竞争？是更多地依靠市场，还是行政之手和产业规划？危机3年后的今天，依托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发现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而过去3年中我们全国各地大干快上的是光伏产业，今天全行业亏损面已经超过60%。第五个，世界围堵中国的步伐加快。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周边的很多国家，经济上都在依赖中国，政治上却在反对中国。南海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复杂的海。一个黄岩岛，菲律宾来了，越南来了，还比较可以理解，但是印度人也来了，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都来了，有点超出大家的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太快了，世界以复杂的心情参与到南海的纷争，或许并不是为了领土或者领海，或者石油，而是来对中国的崛起表了一个态。某种意义上，南海事件是中国真正迈入大国时代的标志。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突然跻身于全球俱乐部中，可能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出来了，这是成长的烦恼，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吴晓灵同志（编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近有句话讲得非常好，她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惟一正确的答案。
　　2000年前后，世界开始流行“中国威胁论”，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是“美国威胁论”，因为美国那时候正是发展最快的时候，正在全面超越英国和欧洲列强。那时候围堵美国的急先锋，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尤其是英国，还同祖同宗。但看到美国发展得快，又要过去投资，分享它的成长，时冷时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少年？50年，直到美国完全超过英国，两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小布什说他要打伊拉克，布莱尔说他第一个报名，地缘政治最终取决于一个因素，实力。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可以预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这么一个锯齿般的关系，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也不会降到冰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中国经济的“非诚勿扰”
　　中国的温州很有意思，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为什么？缺钱。这就很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到澳大利亚去炒房子，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
　　温州是今天中国的缩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缺的是钱，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加了约1619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78倍。我们有钱了，却突然发现，这些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找不到投资方向。温州凸显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算是一个。为什么呢？应该是和中国社会找对象难有关。一大批大龄男青年，一大批大龄女青年，就是找不着对象，为什么？缺乏一个互相了解、信息沟通的平台。现代社会可能节奏比较快，工作比较忙，大家没有时间去宣传自己，一咬牙，把自己IPO了，上了“非诚勿扰”。中国经济亟须一个能让企业和资金找到彼此的非诚勿扰的平台，这正是今天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
　　怎样做呢？
　　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这两年股市不太好，大家对IPO意见很大，说中国每年有300个IPO，太多了。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证监会把所有排队IPO的企业名单预先公布出来，大家一看，有500多个企业在排队。
　　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寻求IPO资源，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有增长。大家说美国华尔街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了，没有那么多上市资源了，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失去了目标，所以没办法，只好去做各种复杂衍生品了，最后自己摔了一大跟头。中国有这么多上市资源，纽交所也好，伦交所也好，纳斯达克也好，一直在中国转。一边是有大量的上市资源，一边是中国社会有很多钱，这些钱也正需要投资于这些正在成长的企业，否则怎么保值增值呢？所以从这些因素来分析，是缺乏一个对接的通道或平台，或者这个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所以首先是怎样去拓展市场体系的问题。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只有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叫债券，第二叫三板，第三叫PE。
　　我们还要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什么？一方面，像浙江这样的省份，销售额过亿的企业超过1万家，不可能都来上市，它们中的一部分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个牌，公司得以改制，完善治理结构，有个价格，有人买它，有人卖它，有个市场约束，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中国经济会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半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那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周边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来融资，东突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中国的发展，还是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战略。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还有南宁，辐射东盟经济体；还有海西，辐射台湾，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来融资，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当然，区域性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证全国基本规则的统一性，防止一放就乱，这方面，秦始皇有个做法值得借鉴，叫做“车同轨，书同文”。
　　其次，建立了这些市场，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隐瞒经历，不能只想着来圈钱，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监管。听说有一个在逃犯，本来潜伏了13年，去了一次非诚勿扰的节目，被抓走了，这有一点像“绿大地”（作者注：2011年3月，云南“绿大地”公司欺诈发行上市案发）。
　　第三，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所以我们在推动鼓励分红的机制，推动退市机制，这都是今年在努力推动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过900%，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市场，只有200%，而发达国家在100%左右。这两年市场低迷一些，换手率下降了不少，但仍旧是全世界最高。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往往比较活跃，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过于投机，也是很危险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一方面，长期资金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它一般也是大型资金，会有专业化的管理，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跨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多先天不足。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有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他后来成为了华人中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回忆说，大部分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从零开始，因为他们原来学习的是理工科，而他自己原来是学经济的，所以要从负数开始，因为他原来学习的是计划经济。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从负数开始，它脱胎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市场由国有股份完全主导，市场文化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因此，我们的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就不奇怪了。但我们应该记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叫做第一不要怕犯错误，第二发现问题立即纠正。我们应该坚持这个态度。
　　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
　　过去的30年中，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高有低，有很多忧虑，很多挑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加速的。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2000年我从纽约回国时，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大约在2050-2060年之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比原先的估计提前了近40年，我们保守一点，是2020年前后。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均GDP和很多其他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远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加速？
　　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最基本的原理叫做自由贸易或自由交易（free　trade），理论上讲，自由交易是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可以做1个交易，3个人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个人15个，7个人31个。当13亿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去的时候，结果可能是爆炸式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自我加速的，总量的增长可能会呈现翘尾效应。
　　这是除去各种短期因素如CPI等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最大的宏观和长远因素。看不到这个因素，可能你的估计全都是错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中国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就没有让这些交易发生的环境，你可能花大部分时间进行对社会的修补。在13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第一是对手方越来越多，大家发现参与市场经济的人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参与进来，开始搞旅游了，干部下海了，所以参与对手方越来越多，增加一个人，不是只增加一个交易，而是很多交易的可能。第二是升级，大家说农民工少了，影响经济发展，但可能很多农民开始办企业了，甚至有的去读了EMBA，也不是不可能。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道路交通的进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信息交换的便捷。第四是社会的进步，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信用体系的建立，法制环境的改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交易规则的清晰，我们要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必须讲规则，这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就是民族特性，中国人很勤奋，一天会做10笔交易，一个德国人一天做1笔交易，一个希腊人大概10天也不做1笔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从总量来说，它呈现出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去年年底，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一片悲观，结果数据一出来，发现没有那么糟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什么意思呢？围城，往往里面的人觉得外面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好，现在大家说，都不行了。中国人一看国外，金融危机，肯定不行，外国人看中国，华尔街卖空中国。我说当时可能只剩了一种人说中国还可以，我把它称为穿越，在东西方之间的穿越。那就是，老外到中国一看，说中国还行，中国人出国一看，还是祖国好。其实好坏都是相对的。我认识的一位拍经济专题片的导演，去意大利拍片子，正好碰到经济危机，贝卢斯科尼下台，连夜写个邮件回来，说到了意大利，发现还是祖国好。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忧患意识。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某一天就突然变得完美无缺，这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来推动发展和改革。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有信心，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要有能力看清楚在哪些方面去推动改革，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愤青或悲观。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里呢？2006年，我带着证监会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去搞党建活动，去了北京郊区地道战的遗址，叫焦庄户，看到了一个广告牌，很震惊。一个广告牌上，不多不少，有27个农家菜的广告，这弄不好就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后来我去参加国际论坛，什么都不用带，就带这张广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我说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行业，都是这么一帮人，他们丝毫不害怕竞争，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滚滚不断往前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是充分竞争，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需要我们努力消除，但中国经济不缺动力。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往往缺点儿竞争规则，一般都是无序竞争。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清晰，在自由经济自我加速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可能加速出现，为什么？因为自由交易的对手方是排列组合，矛盾的对手方也是排列组合，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可能快速增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我们要让中国经济能够纳入一个比较良好的、透明的、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这会使得中国经济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