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宝太
　　 民国末期，清源县最大的官是县长侯伸。
　　 侯伸是邻近的太原县代家堡人，现属太原市小店区。据人们回忆，此人中等身材，比较粗壮，圆脸，头发乌黑，眼睛特别有神，或者说是特别贼，精光四射。他来清源上任时，还不满30岁，正是春风得意的年纪。你不要以为这个年纪值得炫耀，其实人家工作短短两年后就已经当上了阎锡山军队的中校副团长，一年后又以军职兼任了永和县的县长。这一年是1940年，侯伸只有23岁。
　　 他其实也算是苦出身，祖辈以农为业，有地二十七、八亩，家里有时也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不紧也不松。他9岁时才上的学，但没两年，11岁在太谷县做买卖的父亲侯汉章就病死了，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二哥又染上了吸料子的瘾。家中主事的大哥侯杰无奈，只好分家析产各自过活。但仍架不住毒瘾上来时的疯狂，他二哥可不管什么分不分家，一旦毒瘾发作，是有什么卖什么，卖完自己的一份，又偷卖两个兄弟的，很快就把全家变卖一空，从此家人四散求生。
　　 见年幼的侯伸生活无着，有个在外工作的邻居叫李宗辉，觉得这娃聪明伶俐，是个可造之材，不忍他就此荒废，就把他收留到自己工作的太原县立模范小学做杂工，半工半读，大部分时间是为学校洒扫除尘，跑腿传达，只有在事情少的时候才可以随班就读，算是没有误下学业。后来，他又被位于晋祠镇的第四高级小学校长胡国佐收留，继续以杂工抵学费，边当差边求学，直至17岁毕业。
　　 在校期间，虽然是半工半读，但侯伸很有志气，尤为勤奋，加上脑瓜也不差，成绩反而比全勤的学生都好，一手毛笔小楷与小行书有骨有肉，清清爽爽，文章也是言辞简练，直奔主题，这让教师们都比较喜爱。毕业时他想考省城的阳兴中学，但囊中羞涩，是爱才的众位老师解囊，才帮助他顺利升学。中学的几年他同样面临交不起学费的窘境，家里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但已饱经生活艰难之苦的侯伸自然不会被难倒，凭着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吃苦精神，他在功课之余写稿卖文，也找其它的零工，不但交学费绰绰有余，还养活了自己，顺利完成学业。
　　 中学毕业时，他也幻想过大学生活，然后当个工程师之类，但也就是想想而已。他很清楚，没有家庭的资助，想上大学肯定是天方夜谭。他想就业，但当时太原和全国一样，都面临着失业潮，找个稳定的职业也不容易。聪明的侯伸思来想去，看中了一条捷径，这就是投笔从戎。他打听到阎锡山的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正在招学兵，就毫不犹豫地前去投考，以他的学识，自然一考即中，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这一年，是民国二十五年，公历1936年的秋天。
　　 本来侯伸对人生的规划也就是当个中下级军官而已，并无奢求，教导团的那点课程对他来说更不在话下，无需下功。他按部就班地参加学习和操练，只等着学成后带兵打仗。但一年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加速了他从军从政的步伐，这一批没有毕业的学兵匆匆被派上战场。
　　 少尉排长侯伸随晋绥军匆匆开到了平型关，匆匆打了一仗，匆匆吃了败仗，又匆匆拖着负了伤的身体随阎长官逃到了晋西南。
　　 因为是一起逃过来的，许多机关都挤在一个地方，他得以有了机会见到阎长官。虽然见到不等于认识，但不妨碍这成为他的转运之机。在晋南，阎锡山拉了很多壮丁来补充军队的严重减员，如何把这些壮丁训练成会放枪的士兵就成了首要问题。侯伸因为文化水平和军事素质都出色，被派出去训练壮丁，成绩很是明显，大受好评，一下就出了名，被选进了刚成立的精神建设委员会，当了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到未沦陷或仍然半控制在手的各县去检查工作，回来后可以直接向阎锡山汇报情况，是钦差一类的角色。侯伸在此工作期间也来过清源，这是他和清源县的第一个交集。据同僚交代，侯伸脑瓜子狡猾，记忆力过人，汇报时更是伶牙利齿，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一下就得到了阎锡山的青睐。
　　 从此，侯伸的人生进入了高光时刻。1937年下部队时是少尉排长，两年后的1939年已是中校副团长，1940年四月兼任永和县长，然后正式任了汾西县长两年。1943年七月，阎又提拔他当了山西第十二行政区（辖灵石、汾西、霍县）的专员兼挺进支队长，按今天的标准，是厅级干部了。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被调回阎锡山身边，任了司令部的少将参事，当年随阎重返太原后，十一月被任命为忠贞服务纵队的少将司令并兼了清源的县长。年底到任清源后，改任清（源）交（城）区专员兼清源县长。期间，阎锡山为了表示对他的喜爱，特地赐名为武安民，所以侯伸也叫武安民。人们都说侯伸是阎锡山的干儿子，有没有这一层关系已不可考，但他是阎在清源县的化身却一点也不假。
　　 为报知遇之恩，侯伸对阎锡山也做到了死心塌地。阎的指示，可比他亲爹的话管用多了（当然他亲爹早去世了，他印象不深），简直就是圣旨。阎锡山让他杀共产党，他刚任永和县长就毫不犹豫地杀害了共产党方面的永和县长庞生杰等四人。来清源后阎让他杀伪装分子，他就每周三研究一次杀人，差不多每周都有人死于非命，有时一次就杀几十人。阎锡山规定在清源县每年征粮两次，每户三石五斗二升，他就自作主张提升为七石零四升，而且要两季的粮一季完成，而且不是说一次性征完就没事了，等你下一季的粮打下来，他又会找别的名目让你交，逼粮甚至动用军队抢粮。这样，地里出产的粮食农民连交他都不够，又哪里有自己吃的？为保证阎锡山军队的战斗力，在六合村逼粮讲话时，他甚至提出口号：“宁教饿死十个民，不教饿死一个兵！”这直接导致多数村庄饿死人，不少人家卖娃娃。阎锡山规定兵农合一是六丁抽一，也就是六人编为一组，抽一人去当兵，但侯伸照例是直接翻倍，改为三丁抽一，而且除了抽走的一人去当常备兵外，在村的两人也必须分别编入预备兵和民卫军。他的口号是：“人人是兵”！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个为了信仰为了报恩一心尽忠一心为公的人。在清源期间，他个人就有手枪十几支（原材料说是几十支，我猜可能是笔误），马车两挂（太原、晋中一般称辆为挂），骡马七、八匹，好自行车3挂。有次他老婆坐飞机去北京，身上就带了很多金条，是亲随亲眼所见。在清源任职期间，他便在太原买了两处院子，花了白银洋3000多元。这些钱，靠他的军饷薪资当然不够，自然是从百姓的血管里挤出来的。据苗春茂（警察局长）交代，有次苗从吴村抢走了村民的骡子两头、胶轮大车一挂，交给朋友合伙跑买卖。结果被侯伸知道了，一句话就要了过去，让侯的亲兄弟赶到太原自己跑了买卖，气得苗春茂干气没话说。侯还让侄子给自己当了挂名的副官，实际上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贩卖料子（毒品），还经常出动士兵保护其贩毒。至于有没有向清源贩过，因没有证据，不便定论。
　　 虽然任命清源县长是1945年的十一月，但他正式主政清源实际上已到了1946年的元旦。从此时起一直干到1948年的六月初一（公历7月7日），在清源解放的前夜逃回太原，整整两年半的时间。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历史，但保守地说侯伸是近现代以来对清源人民遭害最深、罪孽最重的县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但使清源一县众多的家庭家破人亡，而且灭门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日寇也自愧不如。
　　 兵农合一之抓丁
　　 侯伸来清源上任时，是带着200多人的军队，以枪炮的火舌风风火火地杀进来的。
　　 不得不说，侯伸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天生就不是当太平官的性格，他也没有生在太平年代。如果把他放在和平建设时期，以他的聪明才智，他绝对是一员造福社会的干才，当然也绝对是出问题机率最高的。只可惜命运让他身处战乱，他又选择了与历史车轮相逆、与进步力量为敌，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用他的才智来折腾受苦人，就更加变本加厉，花样百出，老百姓受的苦难也几何倍增。
　　 其实，从日本人一投降，阎锡山就开始了对解放区和共产党的疯狂杀戮。
　　 就像《西游记》里的妖怪，1945年秋天，昨天还随日军欺压中国人的伪清源县长李其瑞，摇身一变就成了民国县政府的合法县长。他与从太原派来的同志会主任宁国文、政卫团长韩双甫、爱乡团长杜志青经过密谋，继续进行他在当汉奸时未竟的事业——杀害共产党。11月21日袭击了仁义村，杀了民兵队长许五儿和民兵刘富生；接着又袭击了西马峪与六合村，乱枪射杀民众陈福生、王生贵等6人；在此前的农历九月二十九，他们包围了孔村，抓了20多人，将民兵队长边毓藻、副队长张建功皮鞭、木棒、冷水、辣椒水轮番使用，最后用子弹结果了性命，不准掩埋尸体，并强逼全村老少观看。受此刺激，边父气死，媳妇改嫁，家中无人生产，两个幼子无人抚养，终至饿死，从此灭门。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调停，刚刚共同下达了停战命令，严令各地部队互相进攻，以利谈判。但这命令在李其瑞的继任者侯伸眼里，变成一张空文。他带着保安团在日军火力的支援下，频频向清源平川的解放区发起了进攻。1月16日攻占了吴村，26日占了牛家寨，29日占了柳湾，2月1日又攻下了西青堆。可以说，1月份自停战协定生效后的20多天里，他天天都在进犯解放区。每攻下一地，他都要选择位置重要者，驻兵设营，作为据点，比如西谷、吴村和高白就都是他的据点，后来又增加了南社、东木庄、柳湾和孟封。
　　 除了打，他也有谈的一手，当然是幌子。从2月到5月12日阎锡山公开撕毁停战协定，他与共产党方面在清源城和西谷、西木庄一共谈了4次，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除了向共产党进攻，誓将清源境内的共产党消灭殆尽外，他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实行“兵农合一”。
　　 “兵农合一”是阎锡山的重要发明，也是得意之作，抗战时他在晋西就实行过。他认为，用“兵农合一”这个办法，把农民和兵役、劳役、田赋捆绑固定在“份地”之上，既可以解决兵源问题，还可以解决兵粮问题，是一劳永逸的牛刀，亘古未有之良策，实在是太高明了，便极力宣传、兜售。他说，“这种制度，即是使兵农合一、耕战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的一种最合理的革命制度”，“可以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是“人类幸福的聚宝盆，无论哪一个人也能得到好处”。其实，这种制度在春秋时的齐国就早已有之，到了隋唐的“租庸调法”和明朝的“一条鞭法”更趋完善，他的只不过是历史的翻版，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关键是历史上此类制度的实行并没有像他手里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果。今天回过头来评价，就是典型的现代农奴制度。连曾与他共过事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也在报纸上公开痛骂他的这项暴政是“竭泽而渔”。
　　 据清徐县史志办原主任王保玉回忆，为了宣传“兵农合一”，阎政府编了歌曲，派人到各村教唱传唱。他幼时曾随母亲到打谷场上，和一群妇女儿童学唱，至今尚能忆起词曲。这首歌倒是通俗易懂，描绘了一幅桃花源般的美景：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整，
　　 兵农合一要实行。
　　 三人编成一小组呀，
　　 两人种地一人来当兵。
　　 咳木吱儿哟，
　　 两人种地一人来当兵。
　　 愿意当兵受优待，
　　 不愿意当兵优待人。
　　 优待粮花都给丁呀，
　　 米麦三石是花五斤。
　　 咳木吱儿哟，
　　 米麦三石是花五斤。”
　　 当然此曲中编组的人数应该是记忆有误的，三人编组只是阎在晋西推行兵农合一初期和1947年以后兵员吃紧时，抗战胜利后在全省推行初期规定是六人一组。
　　 1946年1月，在阎锡山派赴清源的“解救团”的督促助力下，侯伸选定了新攻打下来的原解放区吴村作为试点，要打造“模范村”，然后向全县推广。按照阎锡山所定的“实施程序”，推行是按五次“家家访问”的程序进行的：
　　 “第一次家家访问：组训妇女会、少年队，建立传话系统，召开群众大会；第二次家家访问：选拔兵农斗士，召开座谈会，选拔领导民众；第三次家家访问：煽动兵农斗士；第四次家家访问：查丁，召开动员大会，编组抽常备兵，训练自卫队，选举评议员，分地类，别地种，种内分地段初估产量，登记地亩粮银，估评产量评定等级，平均粮石，划分大份地，检验大份地，召开国民兵座谈会，通过大份地当场抽签，划分小份地合谋领种，编耕作小组，授地典礼，调整闾、邻，国民兵选举村长、村副及农官；第五次家家访问：训练闾、邻长，交付接管工作，常备兵入营，组训管教国民兵，国民必修教育，组织村合作社，筹办村合作工厂。”
　　 这个程序看起来有条有理，温柔平和，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在军事武装的威胁强制下推行起来的。当时，驻吴村的保安团一个连，全部荷枪实弹参与了此事，老百姓手无寸铁，又岂能抗得过？侯伸和解救团以及从县里抽调的一干人马吃住在村里，可谓不遗余力，把个本来已饱经战乱的村子搞得更加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大概折腾了十来天后，说是取得了经验，就匆匆忙忙在全县铺摊开了。
　　 前面说过，搞“兵农合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共产党，所以其核心就在兵和粮两个字。侯伸按照阎锡山的办法，把18岁到45岁的壮丁每6人编为一组，采用“自愿”的原则，抽出一丁去当常备兵；其余5人在家种地保后勤，叫国民兵或预备兵。
　　 先说兵，就是抽丁当兵。一开始还是六丁抽一，但执行了不到半年，侯伸就加码翻倍为三丁抽一，又把年龄上限扩大到47岁。
　　 说是抽丁，实际全靠一个抓字。要抓，没有一个强硬的机构是不行的，这侯伸比谁也清楚，阎锡山更清楚，所以自省到村，他们成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抓丁机构：顶端当然是阎长官，以下依次是军管区司令部——编练处、兵役处——师管区和专区——县国民兵团（县长兼任团长，另设一专职副团长）——区营长——乡队长——村队长——闾班长。侯伸做事是个很有条理的人，对抽丁当兵，他也细化了阎锡山的要求，规定了明确的程序。按他自己的意思，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普查户口。兵役人员上门核对户口，对各家在龄丁口先有了个大致登记，在服役年龄范围内的自然没跑。
　　 第二步是进行编组。一开始还是要走一下程序的，就是借开会的名义，将壮丁们集中在一处进行编排，确定谁和谁编一组。
　　 第三步是抽签出兵，也是核心环节。这个环节要决定人的命运，因为当兵就意味着送死，当然没人愿去，于是或抽签，或抓阄，清源人叫捏蛋蛋。官家要的是兵，并不在乎是谁去，但这个兵就是迟迟定不下来。定不了兵就武装看押、刺刀威逼，抽不出兵是不能离开的。
　　 后期兵员不足时，光抽在龄的还是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于是各种怪事就出来了。特别是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因战事吃紧，侯伸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按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人数抽丁入伍。为了保证人数，侯让县乡兵役人员开展了挤查瞒丁漏丁行动，户口上登记的年龄全不算数，看见像在年龄范围的男丁就抓，抓住后在不在兵役年龄，全凭兵役人员武断判定，老变小，小变老的事例层出不穷，抓走超龄的老汉和不到龄的少年也不再是新闻。至于抓走独子使老无所养、幼无所依、孤苦伶仃者冻饿而死的，更不鲜见。这时候哪还管什么程序了，直接确定甚至直接就把人捆绑押送入部队。不按规矩来，就给了具体执行的兵役人员以很大的营私空间，可以说他想让谁当兵谁就得当，奸顽有钱者行贿买脱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因为实签和空签全由他掌握，他想黑谁，就把实签给谁留下，名为抽签，实际成了指定。当时全县这样的传闻很多，多是事实。
　　 最后一步就是欢送入营。很可笑的是，名为欢送，身上却绑着绳子；名为优待，实则是哄走了事。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优待，是秃子头上长毛——壮丁们不敢想，侯伸也不准备让长，一句空话，说说而已，不能当真的。
　　 用这样的办法，侯伸从清源县抓走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去当炮灰。1948年后，因为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急于扩大反共武装，更是将所有遮羞布一概扔掉，命令兵役机构“国民兵团”直接到各村疯狂抓壮丁。省里派来的所谓“慰问组”也上了场，他们深入到村中，说是开会动员，实际是用诱骗胁迫手段，借开会为名，把男人们集合起来当场带走，甚至夜间到村搜捕壮丁。侯伸的手下为了完成任务，继续在年龄上做文章，抓住不够岁数的男丁尤其是青少年，就施以酷刑，逼迫其自招为已满18岁或不满50岁，然后送去填炮眼。阎锡山还下了命令，给部队以自由抓丁的权力，可以不通过县乡，哪个部队抓下的丁就补充哪个部队，不再受一切规矩束缚。于是，这些如土匪一般的军队与侯伸的地方政权配合，用刀枪包围村子抓丁，可谓见丁就抓。在白石沟内，工兵21团这样干过；在孟封、小武，71师也这样干过。在当时的清源县，这样抓丁抢人的悲剧几乎是天天在发生。
　　 至于借抽兵之名受贿而私相卖放、捆绑、打骂者，更是常态。当然，这都是他们的特权，其他人要是有了类似行为，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西青堆的副村长郭森，因为不忍本村的青春少年白白地给阎锡山当炮灰，在11名壮丁被抓齐待发之时，暗中报告了共产党的区长张子明，由张区长连夜将这11名青年带领上了山，逃了条生路。而他也因此被新堡治村扣到了县解救团并转交特警组。在魔头陈子庆面前，郭森爽快地承认了此事，并以为村里保全了11名后生为傲。1946年的六月二十四日，他在西门外慷慨赴死，家属连尸首也没有找到。
　　 当时县内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编村（治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婆姨们没汉子。”这编村村长就是抽兵抓丁的直接执行者。
　　 没有活路的老百姓对此也进行了种种抵制和反抗，或隐瞒年龄，或假报籍贯，或拒绝编组，或自残求免，还有许多人全家逃到外省或者山上的解放区，人口流出较多。
　　 被抓后往回偷跑的也很多，那就再上门抓，如此反复，确有逃脱捡了活命的，但若不走运被抓住，结局就惨了。乔武村的孙永福，1947年的二月里第一次被抓了常备兵，他半路上瞅了个空子就跑了回来，又被抓住送到部队，又跑，如此三次，侯伸大怒，将其乱棍打死。
　　 不往回跑的，战死还好，总是打仗死的，可冤枉的是还有可能死于其它。牛家寨天地庙附近有个姓郭的被抓到了阎锡山的亲训师当兵，驻扎在介休的张兰镇。一天擦武器时因为不熟悉武器性能，把撞针给弄断了，结果长官就说他是“伪装分子”，当下就拉出去乱棍打死了。
　　 西谷村在两年中，被抓丁60多人，9人死在外面（其中有王安吉、史侯仁、郝猪四），还有郝长安失踪。吴村被抓走174人，有16人再也没有回来。新堡村抓走64人，死了5人，残了2人，失踪了9人。在1948年侯伸从清源败逃时，还从村里掳走民卫军59名，2人死在太原战场，1　人失踪。
　　 1946年8月7日的《晋绥日报》对清源县的抓丁情况进行过报道：
　　 “阎伪军在清徐平川抢粮抓丁比日寇还凶，清源城内阎伪军中有这样的论调：‘武装部队直接去抢，不如抓人找保，拿粮拿款来赎有效。’并称此种勒索办法为‘阎长官晋西南的经验’。七月四日清源一区六合村被抓去青年七名，五日高白镇阎伪抓去清三区男女老少二十余名，清二区长头村六月二十八日以来，共抓走三十余青年当‘常备兵’，清一区东马峪全村仅一百一十多户人口，八顷多地（四顷葡萄地、二顷碱地、麦地仅二顷)强征麦子七十多大石。十二日该村又抓去八十余人，内有廿余婆姨和年轻姑娘，五十多青年，七、八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赵二马外出受苦，家留十一岁娃娃德明儿亦被抓去。该村有名士绅孙梯先生目睹惨状，愤恨地说：‘老阎这叫什么政治？第一次我儿叫人家抓去，逼着出了两万多元法币，儿子才放回来，第二次又要一百四十斤麦子，全数交上啦，可是第三次又把我老婆抓去，年轻媳妇穿的半截袄袖，绳绳勒下这么深！这叫甚的做法咧！一个‘治村’村公所、区公所就有杀人的权利，对待老百姓想杀就杀，想打就打，想吊就吊，这成什的社会？’他忆起‘去年八月反攻，东西马峪住的八路军满满的，葡萄架下满吊葡萄，从未见同志们吃过一颗，八路军是为老百姓，阎锡山是为穿洋装的，这回我是更清楚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十六年（1947年），在侯伸的刺刀下，清源县就抓走常备兵2280人，其中死亡159人，失踪69人，后来又抓走民卫军2297人，其中死亡120人，失踪70人；即使是在溃逃的前一日，侯伸还又裹胁走民卫军600多人、学生200多人、妇女19人。以上共计抓走5300余人。战死加上饿死、失踪、逃亡，全县人口大减。由于1949年前清源、徐沟两县的户籍资料不全，无法计算相应的比例，只能提供现有资料，读者可以自行比对：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清源县有人口91298人，其中男丁51949人，据记载当时日寇对民众的杀戮较刚来时已经减弱，人口减少并不突出；而7年后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清源、徐沟两县合计的人口才105405人，其中男丁56267人，和日寇占领中后期的清源一县的人口差不多，人口减少的幅度与数量不言自明。
　　 兵农合一之抢粮
　　 除了抓丁，逼粮抢粮更让人们没有活路。
　　 按照最初的规定，除了1人当常备兵外，留下的5名国民兵（含1名预备兵）在家种份地，优待常备兵家属。具体数字是国民兵每人出优待粮3石、棉花5斤，共是粮15石、棉花25斤，其中以粮6石6斗、棉15斤给常备兵；以粮8石4斗、棉10斤优待常备兵家属，常备兵在营不发军饷。即便按照阎锡山规定的这个数字来看，“兵农合一”后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已经是加重了。因为农民所种的地不全是自己的，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地仍然是要出地租的，还有村里的村摊粮和交政府的公粮田赋、还有种子肥料等一切铺垫开支，这几项加起来已经占到总产量的60%以上，农民所余不到40%，这还是在不加收苛捐杂税的理想状态下。公粮是按人头收的，当时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规定公粮的数字是每人每年三石五斗二升，清源全县共是四万两千余石，前面说过，侯伸来清源后就加码为七石零四升，且要两季并为一季交清，共是十万石有余。这个七石零四升是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时的产量是很低的，麦子一亩也就产一石左右，合120市斤；高粱产量虽略高，也不过翻一倍，两石左右，收七石的公粮，意味着按高粱算也是三亩半的产量就没有了。小户人家能有多少亩地呢？何况，在此数额外，还得为在本省内服役的外省籍士兵提供优待粮，还要交纳其他各种名目的摊派粮，如纯兵粮、派购粮、购枪粮、商户摊购粮等等，还有各乡各村自加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上层层贪污、敲诈勒索，这样算下来，哪里还有种地者自己的口粮？所有村庄全是粮穷财尽，靠挖野菜过活。
　　 前面说过，“兵农合一”的份地是只给在年龄范围内的男丁们分的，小于或超过这个年龄的还有女人是没有份的，这就意味着村里的老、少、女早已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成了自生自灭的对象。就算是有资格取得份地的壮丁，假如不被抓走，也无法养活自己。当时的实际就是：土地给国民兵种，他无力投资种子肥料，抵垫不起；就算种下了也不够交公粮和被抢掠，还不准推给地的原主，更不准让无地的老幼去种，成了份地的奴隶；部队不要的老人小孩妇女却无地可种，当然没有生活来源。一句话，种，活不了，不种，还是活不了，这就逼得人们只好放弃份地，举家外逃，导致很多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
　　 还有一点需要啰嗦的，就是给常备兵家属的优待粮，也都被搜刮走充作军粮了，常备兵家属是人粮两失，生活更加困顿，如雪上加霜。
　　 农民们交不出粮，那就上门搜，入户抢。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都是常事。实在搜不出，就用值钱的东西折抵。农村的受苦人能有什么值钱的呢，不过是鸡猪羊，还有大牲口，为了明日的生计，大牲口是不能没有的，只好借高利贷来赎。
　　 1947年后，逼粮往往是与抓兵同时进行的。侯伸和他的手下还用“绑票”的手段勒索粮食。他们把各村抓来的壮丁们集中起来，公然交易：“愿意出粮5石的，可以回家。”有的壮丁为了躲避当炮灰的命运，只好让家人去借贷，凑交粮食，为自己赎身。而既挖尽了家底又无力借贷的人家，就只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送上了阵地。
　　 当时，阎锡山仅在清源一县就驻有两个整师的兵力，全靠清源人民供养。由于粮食奇缺，一度部队的补给也得靠空运，从天上投下来的全是一种叫红大米的粮食，既不好吃，为数也有限。为了保证军粮，部队参与抢粮是公开的事，侯伸的县政府对此则行保驾护航职能。县里成立了护粮组，在河东设立了仓库专门存放抢来的粮食。
　　 1946年的七月底，侯伸去见阎锡山时，阎对侯的征粮进度提出了批评。为了在主子面前争回脸面，侯提出动用军队征粮，阎当即表示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夜，一场由山西省最高领导人批准、由清源县百姓的父母官策划的针对子民们的军政联手抢粮行动开始了。河东的孟封村是清源的粮食主产地，不幸成为了被抢的目标。
　　 抢粮行动的主力是当时驻扎在清源县的第九纵队、71师，共出动了三个团，指挥官是71师的沈瑞，外加驻清源的军食区（设在各县专门负责征集军粮的军事机构）司令程继宗（工兵师师长兼）的人马和配合的清源县的征粮工作人员。
　　 这天半夜，浩浩荡荡的军队霎时将宁静祥和的孟封古村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就担惊受怕惯了村民们不知道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不幸，只是提心吊胆地拢住了因受惊而乱咬的狗，在黑暗中默默地等待，祈祷灾难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兵匪们是逢门必入，住人的锅舍（房间）、不住人的空房、敞棚、猪羊牛马圈还有鸡窝，锅锅里、罐罐里，柴草堆下、烂砖底下，夹墙内、菜窖中，凡是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通通翻了个底朝天。
　　 鸡飞狗叫是少不了的，婆姨娃娃们哭喊也少不了；损坏丢失财物是自然，打人辱骂也不新鲜，抓丁更是司空见惯，让人气愤的是还要烧毁民房。
　　 为了摧毁共产党的根基，这次抢粮行动还重点针对共产党的家属或与之有牵连的人家，他们将这些人家的青苗全部割掉，连村子周边50米以内的青苗也遭到了同样的噩运，说是防止庄稼长高后便于共匪藏身。因为大军包围村庄和毁割青苗行动而践踏的庄稼则不计其数……
　　 经过一晚上的洗劫，让侯伸、沈瑞和程继宗们大喜过望，共抢得黄金数十两、烧毁民房27间、损毁共匪家属青苗一顷余合150多亩，外加清空了村庄周边，建立了护村带；“征集”壮丁补充兵员200人。
　　 最大的收获，则是“征集”到军粮十余万斤。
　　 出动军队抢粮，这并不是首次，在此之前的同年正月，驻清源的工兵师与清源保安团、清源警察局两路夹击白石沟的八路军时，就曾抢走了大量的粮食。
　　 抢粮也成了警察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有一段时间苗春茂就曾在特务左广文的指点下，带领警士在南三治村（吴村、阎村和拔奎）地区日夜出击抢粮、抢骡马。有一次，他们包围张阎村抢粮，村民左广德随受惊的村民四散奔逃，被警察刘焕文（北村人，小名刘四儿，人称土地爷）开枪击中腰部，步枪子弹穿过了膀胱，送到清源卫生院不治而亡。1946年六月，他们又在北社村抢走骡马驴十余头，也是逼着农民们凑了粮食才换回。
　　 除了抢，还有骗。为了最大限度地搜刮农民们口中的粮食，1948年春，阎锡山又搞了个“布换粮”的把戏，就是用他的布下发到各县去换农民的粮，一匹布换粮1石3斗6升。这个交易貌似公平，实则用清源话讲，他是只往门限限里跌——一点亏也不吃。要知道，当时的市价是一匹布只值粮7斗，这一里一外差的太多。徐沟县的县长邢廷霦年纪比侯伸大，对农民尚存同情之心，他知道本县年景不好，要是硬换，怕出力不讨好，还有可能惹出事来。他便托商人把布运到外地，出售后换回了6900石麦子先交了上去，并请示上级，说定剩余部分夏收时补齐，便把此事先应付了下来。但侯伸就不同了，他觉得搞变通就是对不起长官，因而硬是把这批布按阎锡山定的价一分不差地硬性摊派给了清源百姓。
　　 这里不是说邢廷霦没有罪行，他不管是职责还是立场，在任时毕竟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和普通百姓，手上是沾血的，我只是说他尚存仁义之心。他治下的徐沟县当时就鲜有听说饿死过人，就是在他败退时还不顾阎锡山的命令给徐沟县留下了粮食20000石，又到上面活动，减少了抓丁的数量。这20000石，换算一下就是二百四十万斤，加上少抓丁，这一里一外能保全多少人的性命？所以说相较于只知一味地压榨残害、凡事都一心要在阎锡山面前争脸面的侯伸来说，邢对人民的遭害就明显要小。我看过某《法院志》，将邢廷霦的这些行为归结为假仁假义，是假善人。我觉得不尽客观，否则就无法解释解放后徐沟县众多百姓联名具保，为邢廷霦求情。
　　 1947年入夏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晋中平川包括清太徐的解放区日益扩大，阎锡山方面的控制区逐渐缩小。阎锡山着急，侯伸也为他着急。为了给长官分忧，他坚决按照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要用河塌式一村一村的开展”的指示，更加疯狂地加大了抓丁和抢粮的步伐。所谓“河塌”，就是要像河水冲刷河岸把岸土一块一块冲掉的办法，把解放区一小块一小块地吃掉，变成他的管区。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为了生存，为了交粮，百姓们常常是有办法的卖衣物、卖内产，没办法的卖儿卖女卖老婆。我少年时听人家讲卖儿卖女的故事，总是理解不了，成年以后才知道，自己家里就发生过。还有卖青苗的，就是庄稼刚出苗或还在生长，没办法完成公粮的人家就低价卖给别人来完任务，挖肉补疮，先顾眼下。借高利贷是很平常的事，很多人家都经历过。
　　 也有实在啥办法也想不出的人家，那就给你定一个抗拒交粮的罪名，乱棍打死或干脆枪杀。高白乡的康德杰、王计生、马三货，还有鹅池乡的闫福禄、高爱蛮，都是死于这样的罪名。因为交不起粮被逼得自寻短见的更多，西谷村的王瓒被逼得吞了大烟，王袭的老婆也是这样死的，还有王连海的老婆是被逼得上了吊。新堡村因逼粮死了3人，是跳井死的。
　　 还是以侯伸搞的模范村吴村为例，开始搞“兵农合一”的1946年，全村仅有荒地100来亩，1947年就荒了1300亩，到1948年更严重，荒地达到4300多亩，全村只有700亩地里有庄稼，形成了人造荒年。一开始侯伸告诉老百姓说打下的粮食是“我多吃，你少吃”，这时候就变成了“我吃你看，饿死不管”了。人们只好吃野菜，那年月，连糠也轮不上种地的受苦人吃。荒了的耕地全是肥沃的上等地，长出来的野菜也是杆壮叶肥，人们就吃这个。结果天天吃，就把人的脸色也吃成了菜色，茅子(厕所)里全是人们屙下来的黄水子，远远地闻着就臭死人。饿死者比比皆是，能查到姓名的有张臭儿、赵二毛旦、罗本儿、潘三海、秦汉子、路二庆、王恺、潘保亮、潘六儿、白天佑、王福应、王二甲午，还有个是占五儿的岳父，一共是13人。
　　 西谷村饿死的有闫喜儿、张仁、郝吉寿、郝占福。
　　 1947年，还是清源历史上的大旱之年，靠天吃饭的西部边山地区粮食本来就歉收，加上阎军轮番的武装抢粮，49个村庄共6000口人中，就有600多户3000人断了粮，饿死人的现象一再出现。
　　 我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数字，说是全县被勒索完粮后饿死的是132人，但没有写统计时段。我的感觉，这只是一个阶段的不完全统计，绝对不是两年半中的全部数字，实际饿死的肯定要翻倍。仅1947年的春季青黄不接时，孟封村就饿死了赵恒儿、刘占清、白计为和刘高山家的孩子4人，这还没有到了最困难的1948年。
　　 笔者祖父的家是牛家寨村西的任家大院，是个有数十间房屋的四合院，住着同一个家族的二十多口人。本来，全院有十一个青壮年男丁，除了先前走了关东两、三个，快解放时竟然只剩下西房内的一人，总人口也减了大半：饿死的有我的祖父和西房的振兴大爷，三叔是被乱兵暗杀，另一位本家叔叔则被乱兵裹走，他们二人均尸骨无存、不知所踪；其他的包括父亲及几位本家叔叔全让抓走当了兵，有打仗死了的，还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再回来，只有少数在打下太原才返回家中。正房、南房里一边剩了一个老太太，也闹不来吃的，每天煮点子灰苕菜，将就地活着，过一天算一天。大爷被抓去挖战壕后，死在了西山，剩下大娘年轻一点，只好外出要饭，最后落户外县。她想把七、八岁的儿子也带走，但祖母不同意。人们劝她，你快让娃娃逃个活路吧，跟上你还不是个饿死？最后收留大娘的那家人又送来一袋子茭子（高粱），算是把人买下了，这才两头全保了条命。
　　 为虎作伥、穷凶极恶的爪牙们则借机中饱私囊，甚至强奸妇女致其上吊，这样的事不是孤例。有一份材料中检举侯伸本人在吴村搞试点时也曾强奸过妇女，只是已无法确证。
　　 当时，有关“兵农合一”的顺口溜特别多，比如阎锡山吹嘘他的“兵农合一”是人类幸福的聚宝盆，人们就说：“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有人”；还有“编组抓丁真是好，地里长的全是草”“兵农合一好，财产不自保，后生当了兵，老汉把饭讨，地里长满草，百姓活不了。”“兵农合一好不好？臭蒿长了一房高。茅子满了没人掏，婆姨娃娃哭号啕。”“地里全是芦子草，放羊的汉子直叫好。”
　　 更让人气愤的是，与无数种地农民无粮可食、仅以野菜裹腹而大量饿死之惨状相对比的，则是侯伸临溃逃时，还从清源县拉走了大量的粮食。阎锡山专门给他派来了汽车，每趟有30来辆，最多的时候有50多辆，整整拉了两天。
　　 幸亏山上的共产党知道清源人民的饥饿，为了不让匪兵们抢走麦子，给人们留一口吃的保命，清太徐民主政府把兵力和干部全派下了山，组织百姓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保夏粮”斗争，才从侯伸探出的如钉耙般长的魔爪中夺回了部分麦子，防止了更多的人饿死。
　　 可以讲，阎锡山在山西、侯伸在清源制造的这种灭绝人性、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侯伸自己也承认，当时“兵役、征粮干部受贿卖放、捆绑、打骂致人民自寻无常（自杀）者有之；抓走独子，使老无所依、幼无所养、孤苦伶仃、冻饿而死者有之；部队到村乱抓乱抢，造成农民连人带财极大损失致村庄沿街交错、日有啼哭者有之。”
　　 他反省道：“以上交代材料中，每字每句都是清源人民的血泪所写成。这些血泪债务，除了向首恶阎锡山外，就得向我和程德隆（同志会清源县分会主任）、陈子庆（清源县特警组组长）、李僖（清源县国民兵团专职副团长）来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