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宝太
　　在清太徐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上，曾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前仆后继，接续奋斗，历经艰难跋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更有众多的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践行了自己庄严的承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著名者就有县委书记张重民（刘英）、县长王冰（卫耀德）、县武委会主任李祥（王钟灵）等。但在侵略者和人民敌人的威逼利诱、血腥镇压下，并非所有人都能信念坚定，初心如磐。斗争的残酷和艰辛让有些人越挫越勇，也让有些人望而却步，在敌人的酷刑下屈折双膝。最可叹的是还有一种人，他们在敌人的刀山火海面前铁骨铮铮，令敌丧胆，却因被敌人攻破了软肋，最终也背弃了初心，走向歧途，受到了历史和他们自己命运的审判。
　　在清源城的南关街上，开着一家文具店，主要卖些书籍和笔墨纸砚，店主叫冯宝善。据房东罗文祥回忆，冯家两口子是由本街的邻居介绍来的，与别的买卖人并没有大的区别，要说有，就是他与四邻相处特别和蔼，买卖也十分的公道，童叟无欺，生活也很朴素，老老小小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
　　罗文祥认识冯宝善，是在1943年，但并不熟络，那时冯住在城南三街政府的偏院里，是做小买卖的。一年后，他把妻子也接了过来，两口子改贩书籍和笔墨。后来做了邻居才熟了些，但也没有多打听，连是哪里的人都没问过，只是听口音像是晋南那头的。
　　1946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突然派来了两个特务，奉令要扣捕此人，说是共产党的城工干部，是个大人物。其中一名特务说，他认识冯宝善，原来姓杜，经过侦察才发现他隐藏在清源城，但具体位置不明。
　　一听要抓的是位大人物，陈子庆（清源特警组组员）很兴奋，当时他还不是组长，等组长王克俭报告了县长侯伸，他就主动积极地着手准备抓捕。由于不知具体地址，查起来很费事。陈子庆听说来的特务认识冯宝善，就建议从警察局的国民身份证存根上查找，上面贴有照片。忙乎了一黑夜，果然从警察局抱过来的一大包存根里找到了此人，是在南关街上。
　　当晚，在警察局户籍员的带领下，陈子庆们将冯宝善及妻子蔡玉兰扣捕了回来。次日天还没亮，又去抓与此人来往密切的西关治村的连长郭生海，没捉住，只抓回来一个在西门坡上钉鞋的。
　　审讯是陈子庆搞的。
　　他先礼后兵，将冯宝善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给冯倒上了开水。据在窗外偷听的特警组成员牛俊清、武遵彦、杨尊贤和刘焕文回忆，冯的理论水平很高，口才也厉害，讲的道理用的词汇好些他们都听不懂，对陈连正眼都不待看。冯说，我不是大人物，不过是一粒豆子，但也不算太小，我底下还有麻子，再往下还有谷子，你陈子庆来和我谈，根本就不配。
　　陈也不生气，只是和颜悦色地劝说冯配合一点，早点交待算了，甚至有点低声下气。而冯却一点也不急，反而和他讲起了道理，从国共两党的政策及带来的结果、清源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及人心向背给陈子庆做比较，缜密的逻辑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说得陈子庆招架不住，好几次半天也接不上话。陈子庆无处撒气，突然发现窗外有小喽啰偷听，气急败坏之下就将他们全关了禁闭。
　　见冯油盐不进，陈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请进了审讯室，先坐板凳，也就老虎凳。每往小腿肚下加一块砖，特务们都要停一会看看冯宝善的反应。一般人加到三块就吃不住了，但一直加了四块砖，已是人体的极限，一不小心有可能筋断腿废，旁边的人都能听见骨头关节的响声了，但就是不见冯开口。陈子庆又想出了个好办法，就是在凳子底下又加了个火炉子，让喽啰们把西山窑上明铮铮的好炭用上，把火捅得旺旺的，不停地烤，以至于他们把冯解下来时，衣服都成了一碰就掉的碎沫。被绑在凳子上的冯宝善，即使是因非人的折磨而痛苦得面部变形，满头大汗，也硬是没有吐出一句陈子庆想要的东西。他毅力之坚强，让特警组的特务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私下里都说：“这人真是这辈子见过的头一条好汉，没有想到人的骨头能有这来硬。”陈子庆没有办法，又不敢打坏或杀掉，只好认输，将冯押送到太原的指挥处。
　　冯宝善两口子被抓走后，房东罗文祥和邻居们都十分担心他，托人到特警组去打听，传回来的信息是为八路军办事，是政治问题，没法救。
　　当我从档案中看到敌特的这一段口供时，对冯宝善真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对他的命运也是十分的揪心。由于太原特警处的档案在太原临解放时被山西的首席大特务梁化之（阎锡山外甥、山西省代主席兼特警处长）命人全部焚毁，冯被押解到太原后的结局一直查不到。以他在清源的表现，我认为他只有英勇就义一条路。
　　我只好从其他的资料中寻找他的线索，还真找到了一些。原来，冯宝善早在抗战形势最艰难的1941年就来到了清源城，他也确实是共产党的地下干部，且是一位领导干部。曾任中共清太徐秘密县委书记的前中科院办公厅主任洛风回忆说，1941年秋，为了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干部，迎接形势的好转，地委决定成立清太徐秘密县委，与公开的清太徐县委并行。在此之前的6月份，地委副书记张永青已经带领洛风、王瑞生、杜XX等来到清太边山，为清太徐平川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做准备。
　　这个杜XX，就是冯宝善，只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洛风没有写出杜的名字，而是用两个X来代替。
　　为了长期潜伏，他们一是熟悉了当地情况特别是斗争形势，二是做了物质准备，如化妆用的衣物、照了身份证像片、伪造了身份证、物色了隐蔽地点。经过培训，在秘密县委成立后的11月，他们就全下到了各自的隐蔽点，洛风在南社村，王瑞生在王家堡，而他们口中的老杜，也就是冯宝善，则潜伏进了清源城。
　　在这里，洛风用的称呼是老杜。我先入为主地揣测，应该是时过多年，他无法回忆起其名字。
　　其实不光是洛风，曾任清太徐县委书记、抗日政府县长的任悟僧也回忆说，1943年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后，县委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他任县委书记，“还有一个姓杜的是县委委员，在城内隐蔽工作。”他指的也是冯宝善。
　　同样费解的是，任悟僧在这里，也没有交待全名，而是用了“姓杜的”这个称呼。
　　从陈子庆的交代中，我们知道冯宝善的真名应该叫杜思中，从其理论水平和对陈子庆的藐视态度上，他在党内的职位不低，确实是县委的领导。从任悟僧的回忆录中，我们确定了冯宝善的具体职务是县委委员。而当时，一个县委也就那么三五个委员，冯是妥妥的县委领导。
　　由于没有其他的资料，我们对当时冯宝善的工作方式与联系渠道，以及工作业绩已无从知晓，但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隐蔽工作达5年之久，肯定是一位出色的地下尖兵了。
　　当时抓捕他时，敌人还准备抓捕西关的郭生海和一位钉鞋的手艺人，这当然是与冯宝善直接联系的情报人员，但前者逃脱了，后者则更无从寻找。
　　最终有了结果，是在一年以后了。
　　2024年11月，在山西省图书馆，我如愿找到了一本叫做《伪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资料》的书。在这本书里，很多清太徐党史上的人物都有了归宿，但最让我目瞪口呆的，则是冯宝善的结局。
　　书中关于冯宝善的记载是：“杜思中，曾用名冯宝善，（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审理科中尉科员。男，1911年生，山西省万泉县人。原系我清源县委城工部副部长，潜入清源城内进行地下活动。1946年8月因叛徒刘福出卖，被伪特警处扣捕。变节自首后派充该处审理科中尉科员，同年冬调充情报科中尉科员，1948年夏又调回审理科充科员。”
　　在清源时英勇顽强、铁骨铮铮的冯宝善终究还是变节了。虽然保住了命，但不光彩的变节者身份将伴随他的一生。
　　怪不得洛风和任悟僧提到他时，是那么的欲言又止，那么的隐晦。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如何讲述一位变节者的情况确实不太好把握，一笔带过是最好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清太徐的党史资料中，对变节者的情况也鲜有提及。
　　其实清源特警组的酷刑一点也不逊色于其本部——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所差的只是清源当时不通电，缺一个电刑而已，能抗过陈子庆的老虎凳和炭火盆，梁化之的那些招数应该不在话下。我分析，唯一的可能，敌人是从他老婆身上打开的缺口，二人是同时被捕的。
　　其实冯宝善——从现在起该叫杜思中了——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1938年中共万泉县委（今万荣县）建立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县委的组织部长，为当地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做了很多工作。后来调到清太徐，受命在虎穴龙潭做城市敌工情报工作，从抗日形势最艰难的1941年一直坚持到1946年阎锡山返回太原，虽然没有找到充分的资料，但成绩想也不会差，从日伪军的动态到阎顽军的情报，应是源源不断地送往了解放区，是一位既有理论水平又有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从我方设在西门坡上的情报站——刘外外饭店的老板刘外外的经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潦草的结局，除了自身的意志还是不够坚定、百练终未成钢外，全缘于革命队伍中的另一位大叛徒。
　　这个凶恶的叛徒就是刘福，正是他向敌人报告并亲自带人抓捕了冯宝善，之后又参与了审讯，千方百计地将冯拉下了水。
　　这个刘福，也是清太徐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对革命的危害程度上讲，可以说他就是清太徐的顾顺章。
　　刘福又名刘风，1928年生，山西省晋源县（当时叫太原县，即后来的太原市南郊区）人，1939年11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6年18岁时，已是清源县武委会的主任，属年少有为，一直随县委在白石沟、马峪一带活动。他的前任，就是英勇牺牲的烈士李祥。
　　他的堕落还得从清源县委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说起。
　　1946年5月，阎锡山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破坏“和谈”，向清太徐平川解放区大举进犯。由于坏人告密，5月27日拂晓，大约四点多钟，阎军两个多团的兵力分三路合击占领孟封后，一路沿汾河东南而下，另一路从孟封向西，朝当晚驻扎于小东社村的清源县委、县政府机关合击包围。敌人先将打瞌睡的岗哨摸掉，然后迅速包围了县委、县政府干部战士30多人住的院子。在一番拼杀之后，县委书记张重民（刘英）、县长柳林等多人被俘，造成我清源县党政领导的重大损失，震动了清太徐甚至全分区。这就是“小东社事件”。
　　刘福也是在这场战斗中被俘的。
　　本来，敌人并不清楚所俘虏人员的身份，虽然用尽心机与酷刑，也没有一人屈服，审讯一直僵持了近三个月。一开始，刘也算是有骨气的，并没有马上叛变，而是与敌人周旋。后来敌人看见他年轻，就重点在他身上下功。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下，同年7月，他屈服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叛徒一旦与革命队伍为敌，反噬起昔日的同志来往往比敌人还凶恶十分。刘福一变节，很快就供出了其他被俘人员的身份及有关情况，他指认的第一个人就是县委书记张重民。顺着他的指引，敌人又查清了县长柳林、妇委干部詹建萍（王转莲）等人的身份并使二人屈服。
　　与叛徒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敌人的所有招数并未在县委书记张重民同志身上奏效。张始终坚贞不屈，一直在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面对敌人的软化企图，他写下“决不低头”四个大字，终在1947年3月的一个深夜，英勇就义于太原孟家井村外的荒野，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党的尊严和共产党人的气节。
　　而刘福则踩着烈士的鲜血，当上了敌人的特招室上尉干事，继续疯狂地捕杀曾经的战友同事。我党在清源城西门坡上设有一个情报站，主要负责往山上转送平川地区同志们搜集的情报，是仁义村人刘外外开的饭店。刘福有一段时间曾负责情报的接收，知道这个情报站的情况，因而首当其冲地遭到破坏，刘外外被捕而死。当年10月，刘福又随阎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赴榆次，扣捕了我地下工作人员及无辜群众50余人。1948年春，他任太原市市民“三自传训”六区考核组长和西北炼钢厂“三自传训”考核组长，胁迫群众200余人“自白”，扣送特警处考查者20余人，有数人死于非命。有了这些人的尸体垫脚，他则步步高升，4月升了中校科员，10月又当了特工常委会组织部专职副部长，1948年1月再升了上校，专门负责承办特工组织工作，领导特工活动，编写反动资料，并策划在其敌特内部发动“清除和平投降思想”运动。在他的建议下，特务范有胜等10余人被以“不稳份子”的名义处死。
　　在捕杀革命者的同时，刘福突然想起了潜伏在外的杜思中。虽然他与杜思中并不熟悉，但毕竟见过面，也知道杜在做潜伏工作，由于清太徐范围很大，他并不知道杜被派往何处，不知具体位置。为了邀功，他绞尽脑汁，多方刺探，竟然确定了杜就在清源城中，马上杀气腾腾地引导匪特前往清源，在清源特务王克俭、陈子庆的配合下，终于将潜伏多年的杜扣捕回太原特警处，并积极出谋划策、参与审讯。见硬的不行，就分析其软肋，终将杜思中拽扯到了其初心的对立面，写就了杜思中羞与人言的潦草结局。
　　变节后的杜思中，一直生活在深深的郁闷之中。虽然当了敌人的中尉科员，但始终消极应付，除了潜伏情况，并未提供出更多的情报，因而也不受重用，历时三年，至太原解放时仍在中尉任上踏步，与刘福疯狂地上窜下跳步步高升形成了鲜明对照，因而罪恶较小。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他被我公安机关逮捕，经教育后释放，1958年到晋南安邑中学当了教员。
　　而作恶多端的叛徒刘福，则自知罪孽深重，于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前夜，在参与了焚烧档案和集中屠杀在押的革命者后，畏罪自杀。因他叛变而变节的柳林和詹建萍，虽又回到了解放区，但终究难洗污点，解放后双双在西峪煤矿做一般性的事务工作。
　　历史是严肃的，也是公正无私的，他不会美化一个人，也不会抹黑一个人，因为路都是每个人自己走出来的。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正是这样的环境才更能考验一个人的信念和忠诚。今天我们反思杜思中、刘福以及柳林等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年龄，在当时可谓是出类拔萃，有着花海一般的前途。然而，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前，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有的甚至给人民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更应该以史为鉴，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在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激励下，不断前行，为了伟大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