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甲书
　　在民国时期，孔村旧学校由陈寿忠举人创办。陈举人不仅是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更是孔村乡（当时罗家庄、陈家庄均归孔村乡管辖）的乡亲。这所学校名为进贤学校，它承载着那个时代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学校的老师们，如岳明和边可文，用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教材，为孔村的孩子们播撒知识的种子。
　　进贤学校的校门朝东，宽不过三尺，圆顶设计古朴典雅。进门右手边便是住校老师的窗户，两扇厚实的木门上装有锁链和门栓，显得格外庄重。进门几步处，竖立着一面大水银镜，上方有伞字形的防雨铁皮保护，背后则是三间教室的出入门，朝南而开。
　　学校规模虽小，却五脏俱全。全校仅有四个教室、一个办公室、一个教师宿舍和一个放杂物的库房。正房四间，东一间作为里间供教师住宿。院内分为南北两处，南面比北面低两砖。上院有两房三间作为办公室，东房三间则是教室；下院两房也是教室，东房则是库房。
　　我于一九五二年冬天开始在这所学校上学，教室位于下院的西南角。教室门朝东开，后墙有两个大窗户，但由于外面是操场且没有围墙，所以光线昏暗。教室内的课桌都是用砖头垒起后架上木板制成的，坐凳则由学生自己携带。从南往北，课桌一条比一条高一砖，以便不同大小的学生选座。
　　我被分配到第三条木板东头上坐，翻开课本，第一课是语文，竖排印刷，内容简单却充满启蒙意义：“人，一个人，一个人两双手。”从此，我的小学生涯拉开了序幕。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老师的姓名。
　　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我的手和脚后跟都冻肿了，不久便溃烂。教室西南角有一个用砖砌的泥火炉，但根本不起作用，只能勉强烤烤手。我妈给我缝了一个袖套，让我把手放在里面保暖，可脚上的棉鞋却无济于事，足后跟肿得穿不上鞋，越冻越厉害。家里的水缸只有一个碗口大的水洞，周围都是厚厚的冰。
　　有一年，汾河发了大水，校门口积了一尺多深的水。我光着脚，手提鞋子，挽着裤腿，背着书包艰难地上学。耳边是汾河吓人的呼啸声，让人心惊胆战。一天，我跑到村东桥上看汾河，只见洪水奔腾不息，大浪滔天，脚下的水流拉扯着河岸，不断有土块被冲走。村里人忙着用粗铁丝拴住大树枝固定在地上防水浪冲去，听说“温南社塌进了两处院子”。我们全力保护干渠，最终保住了几百亩良田，却也变成了一片水库。后来治理汾河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工地送水。
　　上三年级时，家门口出现了一条绿色的菜花蛇，我和小伙伴们用砖头把它砸死了。不久，我就生病了，左下巴红肿化脓，疼了半个月不能上学。我心里暗自琢磨，或许是因为打死了蛇，老天在惩罚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伤害小动物了。病愈回校后，老师让我在黑板上做题，我却不会标小数点。连续两天如此，直到一位同学上去标对了，我才明白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算法。
　　升到正房三间教室时，王维勤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他每天给我们讲笑话，如“山汉进城”，还教我们吹笛子。后来，在课间操时，就由我们笛子队奏乐。学校还成立了号队，增添了不少生气。不久，来了一位叫吴锦兰的太谷籍师范生，她讲课深情并茂，抑扬顿挫，很能打动人心。因此，我们的学习热情高涨，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小学毕业了，正赶上大跃进时期。到处都有招工处，我和几个同学兴冲冲地跑到太原，到太重、太钢、太纺转了一圈，却被工人叔叔们嘲笑了一番：“刚断奶就想找工作？能干啥？”那时候上学不计年龄，只要你想上就行。我们班三十二个同学中，有十七八岁的，也有二十几岁的。像边秀生、郭保明、张宝宏等大点的同学都找上了工作，而我们这些小的则考入了清徐中学，只有三个同学没能考上。吴老师也被调到了清徐县人民法院当了书记员。
　　从此，我们几个从孔村到清中的八里长跑开始了。无论是白石沟大炼钢铁运矿石，还是深翻土地支农，我们都积极参与。临毕业时，住校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自掏二元都拿不出来。六一年初中毕业时，八个班（24班至31班）只招收了一个班的高中生，其余的都支援了农业。
　　如今，那座旧校已不见踪影，新建的学校也经历了几次搬迁和改建。从平房到排房，再到楼房；从泥黑板到毛玻璃黑板，再到电子显示屏……这一切的变化都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如果我不提及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又怎能深刻体会到今日生活的甜蜜与幸福呢？
　　童年的回忆如同一幅幅珍贵的画卷，它们记录着那个纯真年代的美好与艰辛。虽然时光荏苒，但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