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占清徐期间，残害人民的除了侵略者本身，更多的是为虎作伥、甘心作其鹰犬的汉奸。而在为数众多的汉奸中，有一个人罪恶深重，为害时长且广，不容忘记。此人就是万坪。
说起万坪，在当时的清源县，可谓恶名在外，百姓胆寒。他手段残忍，杀人如戏，在对待中国人的凶狠上与侵略者并无二致，甚至过犹不及。在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的审判中，证据确凿足以认定是由他亲手杀害或他指挥杀害的抗日军民就有19人之多，这并不包括他本人承认或有人看见是他杀害但姓名已不可考证的众多死者……
翻开万坪的历史，却不禁让人唏嘘。他并不像别的汉奸是地痞恶棍出身，而是有着傲人的红色履历，也就是说，他是革命队伍的叛逆。
万坪，字席珍，曾用名万金铭、万平，是湖南省南县仰山庙村人（现属益阳市），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活动区域。父母早亡的他受革命大潮的影响，在民国十八年（1930年）就随任乡苏维埃主席的大哥参加了青年团，当了少先队的分队长、红三军团班长、排长、连长。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五次围剿，他的大哥被杀，他本人也负了伤，被迫随部队开始长征。走出草地后从西康省开始北上抗日，过甘肃，进陕北，终于稳定下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的抗战形势更加紧张，各地都需要大批量的抗日干部，组织上将他派往山西，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到沁源县的决死一纵队做兵运工作。此时的万坪，工作积极，热情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担任了保安第三区暂编一支队参谋长兼营长，在清源、太原、徐沟、文水、交城、祁县一带开展对日作战，发动群众，扩充队伍，成绩明显。
随着工作的顺风顺水，万坪开始飘飘然了，他身上原本就有的各种恶习也逐渐露头，特别是享乐思想尤其严重。他为人浮华，注重吃穿。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不顾部队的纪律，先后两次私自谈婚论嫁。一次是在工作区域的文水县南胡家堡，与一老财的闺女订了婚，并在其家中住宿，不久又反悔抛弃。随后，他又看上了祁县北左村的一陈姓女子，当时该女子已有丈夫，在国民党部队上任职。为了达到与其结婚的目的，万坪竟然利用权势，找借口将此人枪毙，自己则于1940年顺利与陈结婚。
他不仅在生活上违反纪律，在政治上也犯有严重错误。在扩充抗日队伍、对日作战的过程中，万坪对队伍上的政工干部的监督尤其反感，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他公开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发表错误言论。针对他的错误，政委与政治主任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教育，并向上级反映。贺龙师长和相关政委为此专门向他发信，决定调他回师部受训并重新分配工作。但此时万坪的个人英雄主义已严重到不可改正的地步，私欲膨胀。他觉得自己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数百人的抗日队伍是自己发展起来的，现在让他回去受训就是表明犯了错误，他丢不起这个人。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给师长政委复信声称不回去，要再干出一番业绩再见面。当天，他就带领部分队伍私自下山到了平川。
离开了党的领导，在平川想打开局面并非易事，首先是没有一个正当的名号，没有人追随。当时国共合作，万坪抛开党的组织，与阎锡山的队伍联系，取得了一个独立二支队的番号和支队长的虚衔。第二个就是缺少武器。万坪知道抗日队伍在平川存放有一批装备，就带人去取，不料却遭到徐沟的汉奸队伍乔效曾的包围伏击，双方打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才脱身。而此时，为了挽救他，山上我党组织也派出人员到处寻找其下落。
在走投无路之际，万坪决定孤注一掷。于是，他彻底背弃了加入共产党的初心，背弃了民族大义，带着11个部下和8支步枪、2支手枪，跑到太原县小店镇，投降了日军，彻底沦为了中华民族的败类。时为1938年8月。
侵略者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见有抗日阵营中的干部来投降，自然十分重视和欢迎。马上将他们送到了太原的日军本部，很快于9月将他派到清源县，担任了伪保安队（后改称警备队）中队长，1940年升为大队副（副大队长），成为日寇统治清源、扫荡根据地、残害压榨人民的得力帮凶。
伪保安队（警备队）是日寇殖民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大队长由伪县长兼任，大队副就是实际指挥者。万坪到任时，大队长是梁晓峰（即梁成哲）兼任,不久就换成了湖北人张直清，但都不插手警备队的事，所以当时跟随驻清源的日军上野部队进攻八路军、屠杀抗日军民的警备队主要就是万坪带领。
万坪一来清源，就露出了吃人的獠牙。他经常随日军到西边山一带打击抗日队伍，先后在白石沟、老爷岭、草庄头、东罗白、西马峪、夏家营等地与八路军作战，扫荡根据地，屠杀军民，给我抗日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与威胁。
作为叛徒，万坪杀起曾经的战友来比日寇更加凶狠。1942年3月，驻白石沟的我八路军四连战士郭贵喜（城南二村人）潜回家中探亲，被万坪的手下、汉奸郝二牛（东于村人）发觉，在葡萄酒公司附近抓回警备队。7月，就被万坪与日寇押到了小南门道口外。当时万坪刚从北京买回一把新洋刀，他说要试试这刀怎么样，即亲手持刀，恶狠狠地将郭劈死，一旁的伪警察局长郝兰亭怕郭未死，又补了两枪。
杀完郭贵喜，日寇又押出来三个人，都是所谓的抗日分子，其中有两人其实是文水县做小生意的老百姓。万坪为了向主子献媚，又端起刺刀，将其中一人刺死。其余二人则被日寇当了刺杀的靶子。据路旁群众反映，万坪杀完人返回时，刀上的血迹仍清晰可见。
1940年，在万坪的杀人经历中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年份。据他自己交待，夏天，他在菜市南面的野地里亲手杀了一名少年，是从西山上抓回来的，罪名他也记不起来。这一年，他带领警备队从孔村将南营留的王遵吉抓回清源，后伙同日寇的警务官（伪警察局顾问）竹元浪将王残杀。他还带领警备队到西马峪扫荡，在狐爷庙的村公所与我八路军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一名，抢走步枪一支。还是在这一年，他与另一汉奸米中玉一起，将东木庄的王四洞抓捕，绑至小南门外，二人手执三角刺刀，齐心协力将王四洞刺死。这些，仅仅是有人证或能回忆起来的部分。
据曾为他当过勤务兵的刘二狗回忆，1941年，他和日寇一次性就杀害了抗日军民20余人。
万坪追随日寇杀害中国人不但非常残忍，而且十分随意，很多时候连象征性的审问都省略掉。有一次，他早晨抓了城关的一个叫拐子的人，半上午就拉到小南门外的石豁子那里杀了。1942年的正月二十六，他和日寇在城关一下子抓了6个人，有在城一的梁秉蛮、牛七郎、陈五儿，有梁泉的任根喜、北村的岳富全，还有南营留的赵三科(外号铁棍三)，当日下午就押到石豁子外，挨个用刺刀刺死。
此外，据群众控诉和当时在伪政府或警备队工作的人揭发（万坪本人不承认），他带队在闫村抓捕杀害我八路军战士2人，在牛家寨附近亲手杀害我抗日干部3人，在南营留官道的沙滩与日军警备队长山田分别杀害一人。应该是死于他手的还有西关的陈恩山、高家堡的外娃子、北村的喜蛮、外号叫烂嘴的和南营留的二疤客，只是由于侦查时已过了十余年，在证据上无法充分证实。
在疯狂镇压残杀清源军民反抗的同时，为了巩固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万坪还主动发挥鹰犬职能，在为日寇维持治安、催粮佂款、搜集情报和攻打八路军的同时，积极扩大汉奸队伍。在他的运作下，伪军警备队伍扩大到300多人，他将这些兵力都充实到了位于高白、乔武、孟封的三个据点里，又在东木庄汾河边建立了防范八路军渡河的工作班，进一步加强对全县的控制，企图阻碍抗日战争的进程。就在他临离开清源的1945年春天，他还组织伪军在北社村的河边，伏击了从晋东南路经此处的八路军一部，给我军造成较大损失。
1942年，是清太徐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刻，先是在年初发生了小娄峰事件，抗日队伍遭受了重大损失，紧接着在4月，清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冰（汾阳人，后被杀害）在边山的六段地又遭到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受伤被俘。在侵略者的酷刑面前，王冰拒不承认身份，只说是普通工作人员，让鬼子一时难以查明。但敌人还是从他身上未来得及销毁的清太徐县政府图章上确定了他就是县长。
清源的伪警备队也参与了这次袭击，虽然万坪在其中的作用无法查证，但据时任伪警备队东于中队长的张立业（东于人）讲，王冰县长曾与万坪有过正面的交锋。当时万坪一听说抓住了共产党的县长，也很兴奋，凑到审讯室去，人模人样地看热闹。王冰县长虽然不认识他，但万坪一进来，还是马上就判断此人就是抗日队伍上的叛徒万坪，就主动出击，略带嘲讽地冷笑着问：“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万队长吧？”抗日志士的一身正气，压制得万坪这个叛徒兼汉奸当下脸红脖子粗，从鼻子到耳根全成了猪肝色：“不……不是，我不是队长……”说完就讪讪地退了出去。
万坪在清源不但凶残地镇压人民的抵抗，还大肆压榨民众，大发国难财。据后来弃暗投明参加了我清太徐抗日政府的常国墀（榆次人，时任伪清源县政府特务组织情宣班调查股长）回忆，万坪先是和清源城内的奸商、宝庆祥商号的老板程震合伙，在南关开设了万助成粮店，低进高出，盘剥取利，后见来钱太慢，犹嫌不足，二人就官商勾结，凭着万坪手中的权力，利用伪县政府的汽车从太原往清源拉运货物，夹带毒品料子，牟取暴利，毒害人民。当时邻近的文水县的小商贩经常骑自行车带棉花到太原城贩卖，是个小本生意。万坪发现后，即假公济私，带领伪警备队经常埋伏在汽车道（公路）上，专门抓捕，有一回一次就抓了十几人。除罚款外，所载货物及自行车自然全部没收。若不交罚款，不但无法脱身，头上还要戴一顶通八路的红帽子，性命难保。万坪一方面将棉花交给日本人献媚，私下里则将自行车用搜刮来的旧车替换后才上交，从中大发昧心财。
但可悲的是，这条狗不管对日本主子如何死心塌地，还是难释侵略者的猜忌之心，特别是他曾当过八路军的经历，让鬼子对他一直是限制使用。终于在1944年，日军定了一个通八路的嫌疑，将他撤职，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太原。当然，这对于铁了心地背叛国家民族、背叛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的万坪来说，是天大的冤枉。
从1938年底来清源算起，万坪一共为害梗阳达6年之久，几乎经历了日寇侵占的全部时间。失去了侵略者的庇护，这个汉奸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他不甘心地搬门弄窗，四处托人找关系，终于在1945年又谋得了伪平定县警备大队副的职位。然而，好景不长，他还没有来得及糟害晋东人民，日本侵略军就投降了。他只好再次如丧家之犬般地逃离了山西，进了北京城。
尽管生活无着落，但万坪反共反人民的劣性难改。在京期间，他又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新建会，担任了调查组长，继续与进步力量为敌，阻碍人民解放的进程。北京和平解放后，他通过投机取巧，竟然混入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下属的某医院，潜伏下来。
清徐县回到人民手中后，人民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向其讨还血债，但天下方定，时过境迁，信息不畅，一直难觅其踪迹。
1951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收到检举万坪罪恶的材料。其中河北省文教厅的一位工作人员的材料比较详细，提供了其栖身之处——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后院。北京市公安机关对材料进行了核实，但由于万坪编造履历，貌似积极，伪装较深，仅对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情况做了彻底交待，但对当汉奸的经历则绝口不提。由于该组织仅是军统的下层组织，万坪仅被列入管制一年后就解除了管制。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继续有检举材料寄往公安机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在中央公安部的组织指挥下，北京和和清徐的公安机关经过长时间的协作侦察，终于确定了万坪的身份，掌握了主要罪行。1954年6月10日，中央公安部函告清徐县公安局，经部长批准，同意逮捕万坪，押解回清徐处理。
被押回清徐的万坪对他在清源大地上所犯的罪行先是死硬顽抗，狡猾抵赖，甚至一问三不知，继而避重就轻，甚至在昔日的部下指证时也一推了之，拒不认罪。而当时公安机关所掌握的主要证据——群众举报材料多不具体，难以定罪，因此，侦查工作十分艰苦。为了尽快攻下这个顽固的堡垒，县公安局组成了最强的办案班子，由时任政治指导员兼副局长陈相图（1955年1月任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与副局长冯建安（后任公安局长）亲自进行侦查，预审股长张秀光（后任副局长、政治教导员）进行预审，发动全县群众控诉举证，上门认真核对细节，经过历时8个月之久的艰苦工作，终于确定了其主要罪行，在1955年3月结束侦查与预审。当年6月，县人民法院院长于三田、审判员丁守业对汉奸万坪一案进行了审理，于25日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叛徒、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