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受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高应忠的委托，走访了迎宪村王德明同志。王德明(1918—)，清源镇迎宪村人,当年80岁，1948年11月任清源县在城一村村长。在任期间，曾两次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54年任清源镇副镇长，1956年迎宪农业高级合作社成立，任副社长，1961年离职务农。
老王住在迎宪村北门外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当我踏进王家的门槛时,正好老两口都在。老王还是那高高的身板，长长的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眯缝眼，显得格外慈祥随和。老伴李四奴还是那么热情干练，屋内摆设仍旧是和过去一样三斗一柜加扣箱，还有一台14寸的老式彩电，整个屋内简朴明亮。当我说明来意后，老王点头回应并让我坐在他家的坑头上，对我聊起那五十年前，穷人得解放、闹翻身、搞生产的点滴往事。
提起解放初的那些往事，老人心潮澎湃，眼睛一亮，仿佛那个充满激情而难忘的时代又重现在他的眼前。1948年7月8日，清源解放，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就像久旱的庄稼得到雨露一样，终于苦尽甘来，再也不受地主反动派的压迫和统治了。接着老人又扳着手指说：“记的当年11月初由工作队员操办、群众选举，我这个三十来岁的穷汉子当选为清源县在城一村的第一任村长。那时在城一村所辖范围是北门里外200多户人家，共有800多人口，村公所就扎在北门里当铺院内。村民主要是以种地为生，村长工作是协助县里搞支前、打太原、收交公粮、修渠打堰，等等。村里的事情从天亮忙到天黑，也不觉得累，倒是觉得很快活。那时省城太原还没解放，社会上还不稳定，好多人还担心勾子军再打回来，县里为了我的人生安全，还特意发给了我一支崭新的步枪和一排子弹，作为护身用。”当提到个人报酬时，老人激动地说：“那时为大伙办事，主要尽义务，补贴很少，但谁都不计较。当村长的由县民政科每月发给9块钱，合小米90斤，村会计、村民兵队长每人每月7块钱，合小米70斤。那时搞土改、搞复查是农会的事，我只管村里的行政事务……”
“1950年春，县里又派工作员杨锦业、范银忠、霍云喜等同志来村里指导工作。工作员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村民搞生产互助，也就是动员村民成立互助组，县长王大伦不时也骑车来看看，有时还到我家坐坐。”提起县长王大伦时，老王深情地问我：“不知王县长还在不在？那可是个好人啊!”我听说王县长很早就调太原去了，看得出老王十分怀念当年的老县长。
“再说那年办起的互助组，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前半年搞，后半年就散了。到1952年冬，在工作队员的鼓动下，村民由三户到五户自愿结合，又搞起了互助组，当时人们也叫变工组。这次搞起来的互助组，由于政府支持，办法得当，一年下来效益很好，具体来说，办起互助组后，劳力集中，不误农时，在当时初步体现了扶弱济贫的优越性。”
“1954年冬，县里又帮助我们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北关“真武庙”院内，同时撤销村公所。当时由梁富元(党员)任社长，我当副社长分管生产，全社共25户，社员记酬以土地分红，出勤记工为主，生产资料不足时，国家给贷款。当年我们就买了两头牲口，耕地也不困难了，合作化初露锋芒，当年生产丰收，粮食收成比互助组提高多了。入了初级社的社员们，呈现出贫困户有粮吃，富裕户有钱花的新局面。那时，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人羡慕、个个眼红、户户都想加入农业社。”“1955年冬，在上级的领导下，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全村农民都入社(在城一、二村合并)。第二年春，正逢国家颁布宪法大纲，干部们几经推敲起社名叫迎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社址就设在察院街鬼财主院内，后来又迁到北门街当铺院里。社长、副社长仍由梁富元和我担任，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制，实行政社合一，大队核算，下设9个生产队。土地、牲口、车马、大型农具等都归集体所有，同时实行社员股份基金制，每股100元，以财计股、困难户国家给无息贷款。这样一来，社员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即使是天灾人祸也不怕了。那一年，干部社员齐心协力，到秋来地里收成果然不错，集体积累也有结余，真是个双丰收。基本上解决了广大社员的温饱问题，大多农民喜上眉头、笑逐颜开，我们当干部的也光彩多了。”“年底，农业社还向国家上交公粮一万斤，这是那几年交粮最多的一次啊。为此，县委县政府还给我们送来一面锦旗。”
当我提到老两口近年的生活来源时，老人平静地对我说：“现在我和老伴都年岁已高，不能地里干活了，生活来源主要靠闺女们接济。”此时老人话锋一转，“总的来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穿，夜里有电视看，这也算是颐养天年吧！”
记清徐在城一村村长王德明
万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