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8月，我开始编纂《清徐公安志》，全面总结清徐自有现代警察以来120年的历史。
每一部历史，其实都是人文史，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
而要写人文历史，自古而今，无一不是从时代的代表人物入手。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教导我们是群众创造了历史，但那只是立场，不是方法。
此次编写公安志书，我总想着给人民公安建立以来的每一位同志都留下个位置，有照片的最好，没有照片的，起码也得有个名字。而对于历任局长，我的标准就更高了，除了要有翔实的生平，还必须有照片。因为局长是公安工作的参与者、组织者与领导者，是一个时代公安工作的标志。
然而，要找寻访到每位局长的踪迹，谈何容易。
除却清末、民国和日伪时期，单是人民公安机关建立至今，本局（包括两县分设前）就有28位正局长。间隔80余年，限于当时的条件，本局档案中影像资料的记载或留存近乎空白。特别是在1960年以前，或处于战争年代，或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干部调动频繁，1949年后更有无数北方干部包括公安干部为了信仰，为了保卫人民政权，义无反顾地听从党的召唤，抛家舍业，南下江南，北上东北，西出滇陇，全国干部流动很大，很多人行色匆匆，留给我们的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不朽的功勋，也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清徐公安事业有今天的辉煌，他们就是承重的基石。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列宁说，忘掉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0世纪90年代前后，县公安局曾组织编撰过公安志，虽然比较简略且未正式印行，但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包括留下了不少局长的生平。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生平有的不准确，有的表述过于简约，关键的遗憾是没有一位有影像。要把他们找全，把简单的三个或两个字符落实为平易近人的影像，困难可想而知。
每一次寻找都是缅怀和纪念，每一次缅怀和纪念都是为了拥抱未来。克服千重苦万重难，我有责任找到他们，有责任为他们树碑立传。
二
“文革”以后的领导因已属当代史的范畴，而且我们有互联网和公安内网的双重资源，情况比较容易查访。“文革”之前的就费了大事，因为很多目标调离本省，不少人已离世，更没有联系方式，公安网、互联网都查不到。我统计了一下，光是正局长，找不到的就有16位之多，占到近六成。
原以为最难找的是清太徐人民公安的创建者张解华，我早就知道这位抗击日寇、除奸反霸的传奇英雄，公安局刚组建他就带着队伍在吴家堡（今已与王家堡合并为王吴村，属太原市小店区）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抬手一枪就击毙了日酋丁田而己方寸兵未折，后来又潜入孟封镇，在日伪警备队眼皮底下用杀羊刀处决了叛徒、汉奸特务张彪，令日寇汉奸闻风丧胆。1949年南下后，他从长沙市副市长任上调到广州工作。为了查访他的照片，我甚至都做好了南下广州的准备，谁知却是最容易的。听闻我编公安志，李吉瑞老政委专门将他父子两代人珍藏的老照片请照相馆修饰后（他的父亲也在本局任过职），坐公交车从太原返回清徐交到了我手中，这其中，就有20世纪90年代初张解华同志回本局访问的留影，还有原徐沟县公安局长崔璋和“文革”期间清徐公安机关第一、二任军管组组长侯登山、李明刚的身影。
本局第二任局长李珠的资料是在山西省档案馆查到的；先后任清太徐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长和徐沟县民主政府县长兼公安局长的张应武同志（伏击截杀汉奸、土匪武装头目乔效曾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资料是委托本局驻京工作的姚四忠同志到国家统计局查到的；清徐公安史上第一位政工主官——政治指导员郭有俊和1948年解放后的徐沟县公安局局长王德太是在吕梁档案馆找到的；1950年代的局长张建华是通过我的同学、晋中市公安局高校分局政委苏维东联系上的；1960年代的政治教导员王金堂是在古交老干部局找到的，其余多是在本县档案馆和太原市公安局找到的。
三
我讲一下寻找过程比较曲折的几位。
定平是寻访工作中花费财力、精力最多的一位。他是1948年7月清源县解放后从平（遥）介（休）县调来任局长的，原有资料中说他任职半年后在1949年初南下湖南，历任湘潭县公安局长、湘潭地区公安处长、副专员、省林业厅副厅长。在党政机关任职的档案最全，应是最好下手的。我和梁卫东副主任去了长沙、湘潭，查了警史馆、档案馆，甚至去了省委组织部，查了1949年后所有的省管干部档案，但却无功而返。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名字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化名，家乡人不知道。
长沙扑空后，我们又决定去济南碰碰运气。之所以说是碰运气，是因为要找的目标张超局长的信息比定平局长的要模糊，我并没有抱大的希望。但在山东省档案馆，不到10分钟上，我们就见到了张超同志的真容，真可谓无心插柳。
刘温同志是本局历史上有名的除奸英雄，也是一位悲情英雄。1949年任清源县公安局长，后调太谷县任局长。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受到错误审查，愤而投井自证清白。我们去了太谷县档案馆和公安局，都没什么收获，他们公安局的警史馆墙上，刘温的位置空空如也。
春节期间的一天，我突发奇想，万能的网络或许能帮到我。鉴于当时的疫情防控不允许出县，我就按照原有资料中他是交城县西社村人的线索，马上在交城贴吧中发了征集启事，又在网上找到一位原籍西社的退休同志的博客，给他留了言，请他帮忙。哲学上说，偶然实际来自必然，知识的储备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发挥关键作用。我也记不清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刘温原名叫常德俊，在启事中，就备注在刘温的名字之后。也幸亏备注了这三个字，才让这则启事收到了预期效果。我发出启事的第二天，刘温同志的孙子、侄子和这位退休老同志就都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们讲，村里人包括家人，都只知道常德俊而不知刘温，刘温这个名字是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化名。这一点，和定平同志的情况的一致。刘温的孙子常小荣专门跑回村里，给我翻拍了一张照片，说这是少小离家投身革命的祖父给家人留下的唯一影像，可惜的是太过模糊。不过，根据这张照片，我很快从手头掌握的旧照片中辨认出了刘温，比家属提供的要清楚很多。
张来威同志是1952年清源徐沟合并后的第一任清徐县公安局长（之前任清源县公安局长），解放初我县镇压反革命等重大行动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包括抓获并镇压沾满清源人民鲜血的反动县长侯绅。他于1953年由公安部抽调到甘肃地质单位充实保卫工作。要去甘肃查访，不但费用高，地址不明确，是否最后落脚单位未知，最难的是疫情防控不能出省。我请当时正在兰州的王瑞年同志代为查找。瑞年找了很多人，通过亲戚关系查明张来威曾在甘南地质队工作过，调入陕西地质部门后情况不详。我当时想去西安，但正赶上西安疫情封城。受找到刘温一事的鼓舞，我也发了贴子，但这一招数这次却不灵验了。驻陕西的地质单位很多，加上单位名称的变更，找起来依旧困难重重。我只好从网上查到全陕西各地质单位的电话，一家一家地打。终于天不负我，联系上了正在广州的张来威同志的女儿张丽萍女士。
四
2022年春节过后，我看着几位没找到踪迹的老领导的名字，决定再做最后的努力。刘彦斌主任派温瑾同志陪我跑了一趟平遥县和平定县。在我的朋友、平遥县公安局卜宜派出所郭伟锋所长的陪同下，先去了定平的老家平遥县东泉村，走访并查阅了村志，后又根据村民们的指引，去了据说出过一位公安局长的西戈山村，也没有结果。
次日，我们向东出发到平定县，去找两县合并前徐沟县公安局的最后一位局长李希泰同志。原稿中对李希泰同志记载很少，最有用的一句是讲他是平定县东石门人。但我遍查地图和网络，没在平定县找到这个村，我分析是近年合村并镇消失了。但我在网上查到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同志的回忆录，提到李希泰同志曾任平（定）东县第二区农救会主席，在娘娘庙一带战斗过；又查到平定县娘娘庙村建了个抗战纪念馆，同时查到刘伯承、陈锡联同志在这附近打过日本人的伏击，谓“七亘大捷”，提到了一个叫石门村的地方。这几个信息应该有关联，我决定先去娘娘庙试一试。
这个地方位于北太行山的深处，人烟稀少，道路狭窄，仅容一车单向行驶。导航随心所欲地就把我们导到了野猪出没的太行山顶，旷无人迹。看着悬崖绝壁和万丈深渊，我的腿肚子有点抽筋。好在小温同志驾驶技术绝佳，不但带我走出绝境，顺利找到娘娘庙，关键是寻访有了进展。在纪念馆管理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不但看到了墙上确有李希泰同志的名字，还得到了李老局长原籍叫石门村（并非东石门），1955年已划归河北井陉县，其本人后调北京工作，其弟弟在平定县曾任县领导的关键信息。时近中午，我们决定先去石门。穿过晋冀省界如一线天般的简易隧道，我们到了李希泰同志的家乡，在乡亲的指点下，先找到了他的墓地，简单的祭拜后，从碑文中获取了其工作履历。随后进村，从一位乡亲手中取得了李希泰侄子的电话。下午，通过结合本局指挥室和平定县局的共同查找，特别是在平定县冠山派出所段俊伟副所长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终于与李局长的儿子、北京语言大学李世之教授取得了联系，不但得到了李老局长的照片，还意外地取得了1951年省政府颁发给他的公安局长任命书的照片，如获至宝。
五
陈相图同志是战争年代就加入本局的元老，也是本局第一位由县委常委兼任的局长，在清徐工作时间长、熟人多，按说找他的资料应该不难，但因与他同时代的人多已故去，很多长时间就是找不到。
他是两县合并后的第一届清徐县委常委，党史部门应该有资料，经联系却没有结果。我费尽心思找到了1955年1月的清徐县首届党代会代表合影和同年2月的县第二届人代会全体代表合影，让局技术部门的同志逐段放大，请92岁高龄、已知清徐县唯一认识他的田润卿前辈多次辨认，也许是清晰度不够，都没有成功。
人往往会犯灯下黑的错。
就在清明前一天，我早上一睁眼，突然就想到了冯建安老局长。
之前没有从这个角度努力，是总觉得2018年冯老局长已经过世，线索应该是断了。但这一次，我想到人不在了，作为纪念物的照片肯定还在。作为陈相图同志多年战友、又是前后任的局长，他的遗物中不会没有陈的踪迹。我通过政法委的郭宏毅联系上了他的孙女冯丽清。丽清给了我一本相册，但我研究了半夜，也没有结果。
这是最后的一条线索，这里找不到，疫情又阻塞了外出的路，我以为此事也就只好如此了。
一定是各位前辈在天有灵，舍不下这支光荣的队伍，更不愿缺席我组织的这次大团聚。就在清明节的晚上，丽清突然又给我发过来三张1950年代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摄于1955年2月的照片中，中排有张建华、冯建安、王志友、张秀光几位老局长。和他们并排而坐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
能和四位局领导并排而坐，其身份地位不会比他们低。而之前田润卿前辈给我讲过，陈相图个子较高。我分析，这位穿着毛领大衣的，应该就是陈相图局长。第二天我再烦技术中队的郭鑫给我放大，下午就跑到郝闫村，让老田帮我辨认。
虽然是年过九旬，虽然是近70年没见，但老田耳不背眼不花，他不用花镜，看了一眼，就对我说，没问题，就是他。
看到几十年前的老领导，老田特别高兴，给我讲了许多，还摘下一包自种的蔬菜给我。
衷心祝愿前辈们健康长寿，安享这人民警察保卫下的平静生活……
至此，除遍查无果的定平同志外，28位局长，找到了27位。
六
按说，比起别的地方公安志中历史人物照片的大量缺失，能有这个成果，是可以沾沾自喜的，我就此收手也完全能算是漂亮的句号。
但我还是怅然若失……
也许是我不甘心，也许是定平同志不甘心。
4月中旬，本县突如其来爆发了涉及数百人的“新冠”疫情，全县的中心工作成了抗疫，外出查找的事也就耽搁了下来。
因感染或密接被隔离的人数一天天增加，我的编纂地醋都派出所的厨师也因封村不能履职了，一天后，史飞飞所长也被防疫部门送到太原隔离，所里开不了灶。为了方便我继续查找，我只好动员妻子随我到所里帮忙主厨，当然客观上也保证了所里的后勤不致中断。
我则继续在网络的海洋中捞针。
用吕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长、文史学者王爱琴的话讲，是我的诚心感动了天地，也是上苍不忍心让定平这样一位为清徐公安事业做出贡献的同志被历史的尘埃淹没，我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在一位南下干部后代的博客里，我发现1990年代湖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和省档案馆曾编写过一本叫《南下入湘干部名录》的书，随后又得知山西省也编写过一本叫《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的书。但我找不到这两本书。
围绕着南下、山西、八分区、定平这几个关键词，我在“天下孝义人”公众号中搜索到了王爱琴同志，了解到她前几年专门做过吕梁南下干部的研究，成果卓著，出版了这一主题的系列书籍达8本之多，最感兴趣的是，我在她的文章中发现，她曾“果断地”收购过这两本书。
我从网上找到一个孝义市政协文史委的电话，一位姓江的女同志（后来知道是文史委主任）告我王爱琴是当地的文化历史学者，虽然是孝义人，也在孝义工作过，但后来调到吕梁市政协当文史委的主任了。她给我提供了王爱琴的电话，并热情地告诉我如果电话有误就告她，可以帮忙再打听。我立刻拔了过去，却没有人接听。
最终还是联系上了王爱琴同志。
她已经又从吕梁市里调回了孝义，担任吕梁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她用文化人的优雅告诉我，书确实有，但她的书太多，不在手头，她会尽快帮我查。
很快，王部长就通过微信给我发过来两本书籍中载有定平信息的页面照片。据此，我得知原有资料中的记载半对半错：无误的是，定平确实是平遥人，也确实任过湖南省林业厅的副厅长。他是1949年2月被编入二地委晋中南下工作团二大队三中队，奇怪的是，他是随交城县的南下队伍走的，并不是随榆次的队伍。关键错误在于，他到湖南后的职务是醴陵县公安局长，并不是湘潭县公安局长，后来更没有担任过湘潭地区公安处长，而是就地担任了醴陵县长，所以我们跑到湘潭，自然是南辕北辙。
确定了下落后，围绕新的关键词，我很快就查到，网上的湖南方志馆中有《湖南农林水利志（林业）》电子版，上海市档案馆藏有《醴陵公安志》。有现成的志书，担任过这两个单位领导的定平同志的信息岂不是近在咫尺？
然而我又一次失望了。《湖南农林水利志（林业）》只在一个表格中记载了定平曾任过该厅副厅长，《醴陵公安志》也只是在大事记中有两次提到定平：一次是1949年8月4日，醴陵县公安局成立，定平任局长，另一次是定平带人剿匪，都简略到让人无语。与这两个单位的多次电话交流也没什么结果，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工作人员都不知换了多少茬，情理之中。
山重水复确实是没有了路，柳暗花明也不见个村。
接下来的几天，就一直处于停顿。我在无助中再一次决定放弃，并写了几句打油诗来自我安慰：
遍寻定平档案不得纪事
得失总在无意间，孜孜以求梦难圆。
姜公钓渭西周久，葛洪炼丹不成仙。
三千童子蓬莱渡，两世秦皇十五年。
功夫用到心无愧，莫问收成只耕田。
经常是夜不能寐。
一天忽然如有神灵引路，黑暗中我想起前几天与寻访经验丰富的王爱琴部长交谈中她的一句话，她说我找资料时忽略了一个地方：老干部局。
天一下就亮了。找到湖南省委老干部局的网站，通过网上信访给他们写了信，请求帮助。
但答复要在15个工作日后。
这中间又是五一又是周日的，15个工作日又是何时？
等了12天没有答复，我决定直接打电话。从网上找到一个老干部局人事处的电话，很热情地介绍我与二处联系。二处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很可惜没有问名字。
湖南辣味普通话因为稳重热情而特别悦耳。
听我介绍了情况和请求后，她细心地给我分析了没查到的几种可能，说实在不行就想办法联系其家人。随后她说马上联系让林业厅老干部处，并留下了我的电话。
5分钟后，这位热情的女同志就来电，已联系好林业厅，并已联系到定平同志的家人，让我找王处长。在王处长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定平同志的儿子定晓明。晓明同志打小在湖南长大，普通话不过关，我们只好文字交流。果然他说他不姓定，而姓王，定平是他父亲战争年代的化名，以后也就改姓定了。他父亲是1936年参加山西新军的老同志，在任湘潭地区专员时，曾协助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修建了湖南省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号称人工天河的韶山灌区，灌溉着湘潭、娄底、长沙三地100万亩农田，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因此湖南人民至今非常感恩山西。
就这样，1949年初便响应党中央号召，南下离开梗阳大地的定平同志，终于在73年后归队，回到了清徐县公安局的家。
张解华同志（中）回乡访问县公安局任清太徐县公安局局长时的张应武同志
解放初的清源县公安局全体民警，中排右三为局长刘温同志
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为徐沟县公安局长李希泰颁发的任命通知书
1950年代先后担任清徐县公安局长的几位同志，二排左起：陈相图、张解华、冯建安和王志友（右五）
定平同志南下后协助华国锋同志组织修建的人工天河——韶山灌区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