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差遣，也是身不由己。”我嘴里谦乎，心里却说，什么龙潭虎穴，我年纪虽轻，却是经过“文革”锻炼，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农村的打架闹事，不过小菜一碟。
老人指了指椅子说：“不管如何，请坐吧。”
喜梅又打开一把折叠椅，对翠梅说：“你也一块吃吧。”
翠梅说：“今天我还有事，再兑机会吧，招待好主任就行了。”
转头对我说：“吃了晚饭，记得通知下一家。”
我答应一声，翠梅就走了。
不一会，喜梅和她奶奶往上端饭菜，我一看可不得了，一盘炒鸡蛋，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葱拌凉豆腐，一盘粉丝黄豆拌薰干，一瓶高粱白，在农村来说，这可是招待贵客的规格，就说：“你们这样摆设，恐怕不大合适吧？”
陶老爷子笑了说：“这也没什么，我今天有兴致，想喝几杯，就算你陪我吧。说实在的，等香椿芽下来了，香椿芽拌豆腐，那可是咱们的地方名菜，那时，咱们再好好地喝。你不了解我，我可了解你，你是咱公社的秀才，我还有许多要请教的地方呢。”
说的我也笑起来，谦乎了几句，就和老爷子喝起来。喜梅在一旁陪着，一边听我和她爷爷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斟酒，有时也插几句。我的酒量也可以，六十度的白酒一口可栽二三两，有一次，把多半瓶酒几下就干了，可也吐了个昏天黑地。不过，除那一次，再没醉过。尽管如此，我今天也不敢多喝，当瓶子里还剩三四两时，就说什么也不喝了，一老一小主人也不好强劝。
老爷子有点遗憾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但初次见面，适可而止最好。其实，我也看出你的酒量，现在恐怕连三成也不到。”
我连忙说：“不行，不行。”
老爷子笑了说：“有的人喝上几口就脸红，那叫串皮酒，是不能多喝的。而你现在脸色仍不变，可是海量。你这种类型，何时喝的脸色发白，那才算来了劲儿，可以正式大喝了。”
我心里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陶老爷子也。嘴里却说：“别看我现在没事，明天，后天，酒劲才发作。”
正说着，喜梅的奶奶端上两碗白面拉条子，我们就在谦让声中吃起面来。
当我回到大队部时，老马和小敔正坐着闲谈。我一进门，小敔吸了一下鼻子说：“那来的酒味？呀！想不到还有人给主任接风。”
我问他俩吃什么饭，老马吃的是白面条，小敔吃的是大米饭，都不错，完全合乎吃派饭的规律。一般来说，凡轮到干部派饭，社员们都比平时吃得好一些，有比较困难的，就让干部吃好些，自己家人差些；有些条件特殊好的人家，把干部当贵客招待，有酒有菜，弄几个盘子碟子，这些人家的小孩特别欢迎干部到他家吃饭。也有极个别的人家，派饭时，反而比平时吃的要差，据说是为了让干部知道他家穷苦，照顾他家吃点救济。至于说对能办事的吃得好，不能办事的吃得差，那就另当别论了。
农村是集体化，分配比较平均，大家都一样，即便是欠款户，粮菜等生活必需品都能保证同别人一样分到，如说有差别，只是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些不大的差别。但由于人素质和相关条件上的差别，实际生活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干部吃派饭，有时就会很难堪。
却说那天我吃了晚饭后，就到喜梅家隔壁社员家打招呼，那家的院门朝外锁着，我只好到再下一家打招呼，这家院墙倒塌，院门破烂，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匾，恰好走出一位衣服很脏的老大娘，我叫了声大娘，说明天在她家吃饭，她说来吧，我就回了大队部。
第二天，我进那院子一看，面积很大，正房和西房已塌成一堆土石砖瓦，越冬的臭蒿和沙蓬有半人高，占据着地基和半个院子，破烂的四间东房，墙皮剥落，木料都已变黑，房檐上的茅草在微风中自由自在地摇摆着，大概房顶上也都长满了茅草，一间又低又小的土房俯卧在下东房的窗户前，更是破烂不堪。
上东房锁着，下东房门上挂着一块破布和麻袋片缝成的帘子，撩起帘子，一股恶心的怪味直冲肺腑，呛得我只想吐；我努力克制，觉得这是对待革命群众和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