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到2022年，林小英带着学生辗转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县域的学校做调研，试图厘清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越来越通畅、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县里的学生反而感觉越来越跟不上趟？
　　她的发现掀开了县域教育残酷现实的一角：现代教育系统一层一层的过滤和筛选，家庭困难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滞留在县中。他们的特征由此以群体化方式凸显，贫困、病痛、辍学、就业难等语汇就这样形成了固定的联结，在县中孩子的生活里交替出现。
　　最终，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县中的孩子就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在普遍以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学校的边缘、社会的边缘、期待的边缘。但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命运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
　　以下是林小英的讲述。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擅长访谈和观察等田野调研的方法。代表作《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即将出版。
　　01　　不被期待的大多数
　　县域教育这个课题，还要从富士康工人讲起。
　　2012年，我参与了苹果公司委托的一个课题，前往深圳富士康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做调研。那里大部分工人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和乡，平均年龄20出头，初高中毕业生占多数。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继续读了，他们会说：“在学校里不受待见。”
　　其实他们当中有很多有才的人，也不是从来就不想念书，只是因为“晚熟”，在早期没跟上大流，就被认定为不行，于是读不下去了。他们的劳动，帮助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反过头来，我们要怎么命名他们？从那以后我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我们的基础教育系统对不起他们。
　　有一种情绪记忆一直支撑着我，我觉得我们要去想一想：这么庞大的一个基础教育系统，到底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城市的交往模式是往往陌生社会的交往模式，可是到了县里，就是熟人社会或者说是半熟人社会，县里面学校的校长，不知不觉就有了一个任务，必须主动走到他们里面去，必须根据当地的社会风俗、人际交往的方式去了解学生，有些县中孩子的家长可能请都请不来，人就不在那，出去打工去了，好多留守学生，你不可能指望着政府搞好经济回流以后，再来办教育。
　　当然，我没办法替他们代言，但考试评价的体系设计得越复杂，对县中整体越不利；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考核要素越多，县中的孩子的不利地位越凸显；自身拥有的资源和条件越少的人，人生越早面临重大的人生选择，每一步都在做重大选择，每一步都不敢选错，一步错就步步错。教育的焦虑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我才会说，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它也必须成为一个问题。
　　02　　县中的孩子
　　那么，当我们说县中的孩子时，究竟是在描述一个怎样的群体？
　　我在研究中发现，县中的孩子实际上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
　　从村小的孩子到县中的孩子要经历多次大面积的粗筛。在村小就读的孩子，本来就是家庭资本较弱、父母辈已经经过社会筛选后剩下的孩子。在镇中心学校就读初中的孩子，面临城乡分流和普职分流交叠在一起的第二次筛选。最优秀的学生去城市高中；次优学生读本县高中；去不了普高的去本县职中、私立民办高中，或者上“3+2”五年制大专；个别家庭实在无力提供支持且孩子成绩较差的则直接走向社会。
　　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也就是这些从县中走出来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是经历了四轮筛选、跨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学生。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能够走出来，靠的是做题能力，但事实上，做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学生读不懂考题。
　　2018年9月，我和学生在华北某县北沙湾小学调研。五年级的孩子正在学习如何描述方位，教材里面“练一练”的题目要求是，假设学生坐火车来北京，在地铁线路图上选择自己所在的位置和想去的地方，说一说如何乘车。
　　很多学生没有见过地铁，二号线被说成了“二号路”，对于这些地名，他们更是没有任何概念。当学生再次说到苹果园——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听起来熟悉的地名，老师说：“别老苹果园了，苹果都吃够了。”
　　我也是县里学校的孩子，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学科竞赛，书法比赛，硬笔软笔的，作文比赛、物理竞赛、数学竞赛、生物竞赛、歌唱比赛、朗诵比赛。这可能得益于我就读的所有学校都不是什么好学校。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初二第一次参加物理竞赛，遇到一个应用题，当时画了一张图：马桶的抽水原理，其实就是连通器原理，这是物理基础知识的一种应用。
　　我知道连通器原理，但是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马桶。我就卡在这儿，这图看不懂。这道题我肯定得0分，但是它测不出来我对连通器原理懂还是不懂，我是懂的，只是马桶到底是个啥？
　　所以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农村学生进入名校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是现代教育系统对城市文化的不断确认和对农村土生土长涵养的能力的漠视。
　　03　　　背道而驰的“超级中学”
　　现在县域高中有全面“衡水化”的趋势。这样的“超级中学”，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超级”，一般讲的是规模特别大，一个学校基本有五千人左右的学生数量，有的学校甚至有超过1万人的学生数。这么多学生挤在一起怎么个教育法？它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
　　人数规模这么大的地方，能让每个老师认识每一个学生吗？不可能，那就意味着一个学校里面，本应该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而完成的教育基本不可能。于是他们就要发展非常多的制度规章，严格奖优罚劣，奖惩分明，然后进行绩效考核，发展到极端就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
　　所以在这种大型的超级中学，人越来越渺小，这和真正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它的超级规模从哪里来？必然是从各地去搜罗优质生源，由于这种叠加效应，超级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更多。再一经宣传，大家都觉得进了这个学校，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更大，所以生源就越来越多。学生这么多，老师也要非常多。它往下汲取生源，往下汲取师资良好的师资，就形成这样一种虹吸效应。
　　实际上，县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行政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而一个县的最高教育机构一般都是高中。你把这个高中的生命线——一个县的优质生源——抽走了，它可不就气息全无了，对吧？这就是塌陷，塌陷就是没气了。
　　04　　抑郁症的“泛滥”
　　另一个和县域教育相关的话题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多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说一句冒犯的话，我经常怀疑这些研究是否真的贴合事实。
　　我本科学过很多心理学，也大概知道怎么样做心理测量和量表，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是人测量出来的，你用什么样的量表去测，你就会测出一种什么样的值，这其实是由测量手段决定的，所以我不太喜欢用心理学标签去鉴定一个人的状态。
　　比如说抑郁症这个词的泛滥，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抑郁了，我焦虑症，好多心理病症的名词，是一个相互加强的效应。对着量表，我越填越像，然后我就是了。有些时候，未成年人只是一时的沮丧，但是被过多的关注又无法解释，这时候最容易提供解释的就是心理学名词，然后就对号入座，发展到当下，我们如果不使用这些心理学病症名词，似乎都无法言说自己的身心状态。
　　很多人在学校里都有过不下去的时候，也许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就把ta给救了，课堂上答一个问题，全体给ta鼓个掌，就把ta给救了。我访谈过一个县中校长，他很有办法，一个女学生十分低迷，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校长就让班主任组织拔河比赛，全体都得参加，用集体竞争赛性的活动来让这个学生融入，也不凸显她一个人的特殊状态，就这样一个活动把学生给打开了。虽然个中原因还是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青春。成年人要有真正关心的办法，但不要过多干扰，有些事就自己化解了。
　　所以我就说，它不一定是个心理问题，如果用尽了教育的手段而无效，再采取心理的手段，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教育的手段压根没用，就迅速介入心理学名词，然后基本上就变成了我们都有病。
　　在社会层面，过多的关注就导致放大效应。比如说很多青少年自杀，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前段时间那4个从天门山跳下去的年轻人，也都是出来打工的，收入极低，回家也无望，人生的路途走到绝境了，你能说他们一定是心理问题吗？
　　自杀的人为什么一定是心理有病的人？也许真的是人生之路走不下去了，所以选择不走了。
　　我不太喜欢把这种东西过分的往心理学上去靠，这样会失去太多本应反思制度、反思政策的机会，也会把问题都归咎于个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公道的。
　　05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
　　做县域教育研究这几年，我经常思考，对于这些县中的孩子来说，读书到底还能不能改变命运？
　　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说这句话，是我们对于教育的期待，还是鲤鱼跳龙门，实现阶层跃升。但它有一个前提，你上了大学一定能找到工作。现在，学历贬值的速度可能快于你去追求学历的速度，也许你本科毕业找到一个工作，三年以后，你的同学读完研究生之后，你是ta的面试官。
　　于是就有了一种倾向，县城里的中产阶级家庭，比如说教师家庭、公务员家庭，就算孩子的成绩比较好，他们对于ta上一个特别好的一线城市的大学，并没有以前那么热衷。因为当孩子去远方的城市上个985，有可能不回来了。在远方谋生，特别是城市房价如此高企的情况下，还不如一开始就在父母身边读个大学，毕业之后在本县找工作，还能利用家庭的关系，迅速把工作搞定，房子早就给买好了。30岁之前就能实现衣食无忧，有房有车，二胎搞定，统统都有。
　　原来那种人往上走、物质上不断扩张的想象，已经慢慢减弱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你回来我们一起保住现有的状态就够了。对于小康家庭，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教育，获得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渺茫的。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对人有意义的教育？
　　我觉得一个是群体的层面，一个是个体的层面。
　　先从个体的层面来讲，我更喜欢加德纳所说的“多元智能”。高考，考的只是少量的几个智能：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辨析能力。除了这三种能力，还有很多。动手能力考过吗？发现问题的能力考过吗？很多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有多元智能的综合体，鉴于高考必然只能检验和考核少数几种，其他几种智能也应该在高中阶段有表现的机会，而不是一味轻易地去分等次。这才是真正的“教考分离”。
　　再从集体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要涵养一个包含多样性的整体，大家能够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嫉妒，只会搞竞争，如果是第二名，我恨不得第一名死掉，我就是第一名了。
　　如果办学校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就应该在大家学习竞争之余，让大家有一种相亲相爱、相互欣赏的氛围。
　　如果我们用一种胸怀和容错空间，给每一个人的多元智能提供额外的舞台和表现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分清楚什么时候是对手，什么时候是战友，什么时候是亲密的伙伴。亲密伙伴和竞争对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这样的教育，才能给大多数人带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