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太原市清徐县集义乡大常镇西头一处坐南朝北的二进院,由于里院有五间琉璃瓦大屋顶的大正厅,村民们都叫它大厅院。
大厅院的主人是我的祖父(常大铭)及二祖父(常大钺)。他们在该院成家立业,养育子女,持家过日。
大厅院冠名树德堂,以仁慈善良、宽厚、助人为传统。家庭尊老爱幼、团结融洽,兄弟姐妹亲密无间,姑嫂妯娌和睦相处,加上前家后继邻里百家,全是谦让善待。被村上人称有德行的好人家。
我出生在大厅院,虽然长到六岁就离开,但它对我的熏陶是终生的。听长辈们说起,起初祖父和二祖父一起生活,祖父主内二祖父在瓷窑上供事(瓷窑在河南禹县,是祖上所开创的实业,家族各家都有不同的股份)。家里男耕女织,有生意收入又有耕地,日子过得很红火。
大厅院的格局是里五外三,即里院东西各五间厢房,外院东西各三间厢房,里院正厅五间,外院南房五间(含街门道和厕所),里外院由一个正式的门隔开,人称二街门,大厅门有三层青石台阶加上美观的造型颇为气派。
常言道没有不散的宴席。祖父有三子三女,二祖父有一女二子,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男婚女嫁各自成家,老弟兄俩就分了家。
祖父分得外院十一间,二祖父分得里院十间及二街门,大正厅五间一人两间半。瓷窑股份和耕地都是对半分开。家底一样,但后来的日子过得却是天壤之别。
人常说家和万事兴。祖父生性仁慈、善良、宽厚、助人,祖母明理、能干、豁达、大方,在他们的治理下,继承祖训,家庭从上到下,真正是兄弟姐妹、姑嫂妯娌亲密无间。优良的家风远近闻名,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不久祖父又在西隔壁盖了个平房土院做库房、磨坊、家畜圈,有正房五间、西房六间,院后边开辟了菜园,院前边整了打谷场。特别到伯父常承瀁(字浩如),大学毕业在省城当了教书先生,不但使家里锦上添花,而且在他的引领下全族适龄青少年都求学上进(全族出了40余名大学生),良好的学风延续至今。我叔叔就是一直跟着他兄长(伯父)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做到大工厂的总工程师。我父亲是学徒出生,后一直做会计,解放后调到北京军委直属工程公司做了财务科长。孙辈们以长辈为榜样,个个求学上进,学业有成,不乏所在业内的佼佼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兄常文保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一直做到北大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是我们孙辈的优秀代表。
我有三个姑姑,大姑是祖父前妻白氏所生,祖母待她视如己出,弟妹们都对这位大姐尊爱有加,她早年丧夫、失子,孤身一人。解放后,母亲把她从农村接到太原家中,主要照顾年迈的祖父,祖父去世后,大姑一直由弟弟们养老送终。大伯去世、父亲退休后经济拮据,只好把大厅院卖了一部分,所卖款项专为大姑养老所用。
说到我二姑,她生第一个孩子就得了产后热而去世,祖母为外孙而认了孩子的继母为续姑娘。祖父母待这位续姑娘也是同样亲爱,大家相处如同一家人一样,我是直到十几岁才得知我亲亲的叫了很久的二姑是续二姑。
三姑聪明漂亮,但不擅针线活儿,生下孩子住娘家,母亲手巧,总要为她和孩子们做许多穿戴,走时大包小包装满车,不过这得瞒着祖母。祖母说不能惯她们,但走时又专门不送,装不知道,哪有妈不疼闺女的,她是要把“好”给了媳妇。大伯从外回来带些新鲜物件,祖母是瞒着姑娘先给媳妇,姑娘们知道也装不知道,她们就是这样互相“卖”好,这样的相处哪有不好的?妈妈常说起:“人都说婆媳不好处,我们的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
家里还有两个成员,是我伯父的奶兄、嫂,平辈们称他们为四柱哥、四柱嫂,我称她们为大爷大娘。由于祖母嫁过来时,前家女(大姑)不到一岁,祖母视为己出精心照顾,自己生下儿子(大伯)后,为不影响照看大姑,就把亲儿子奶了出去,从奶妈家接回来时,奶妈就让自己的四儿子跟了过来,专门照看我大伯,这位奶兄伴随着大伯长大,祖父母把他也当一家人看待,一直住了下来,成人后为其娶了妻子。“七七事变”后,大伯带着祖父母及叔叔逃往河南瓷窑上,大厅院只留下父、母、四柱大爷大娘及里院的二祖母和堂叔(堂伯一家因故之前就搬了出去),全然没有了昔日的热闹。四柱大爷更成了看家护院的主力。母亲看着二祖母带着她的前家儿(堂叔)过得孤单,便让他俩停了自己的锅灶。大家一起互相照应对付战乱的难关,二祖母在他们家婆媳关系不和,但我父母对这位婶母敬爱有加,所以关系一直不错,我1940年出生后几乎是二祖母抱大的,小名“可亲”也是二祖母叫出来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她与她的一家人鲜有来往,与我们家却是亲如一家。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祖训、有和睦与共传统的大家庭中,只有互敬互爱、团结互助,没有争吵,更没有争斗,正如祖父给我们孙辈起的名字所希望的: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
二祖父家就不同了,二祖父英年早逝,长子即我叫五大爷的堂伯生性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接他父亲的班到瓷窑上供事,不敬业还讨了小老婆,不久就资不抵债,赔了生意又要卖房子,全然不顾家里老婆孩子的死活。二祖母是继妻,前家后继关系本不太融洽,这样一来就更加夫妻交恶,婆媳不和,家产只能一分三份,所以五大爷要卖房子只能卖他自己的那份,他的那一份是里院上西厢房三间加大厅一间,祖父怕外人住进来不方便,就自己把房子买了下来。如果他家关系融洽,卖了几间房又何妨,何况不是卖给外人,大家还是可以在一起住。偏偏他们婆媳关系不和,经过一段过渡后,一家妻小就在外租赁上房子搬出了大厅院。堂伯母(五大娘)带着六女一男七个孩子,其困难可想而知,好在孩子们不像他们的父亲,个个自强自立。记得稍长我两岁的小姐姐,名叫花妞,在我到读书年龄衣食无忧上学玩耍时,她小小年纪已是每日拾柴下地成家里的主劳力了,哪有条件上学,摊上个有名无实的父亲,能奈何啊!解放后这位五大爷在瓷窑上混不下去了,厚着脸皮回到老家,老婆坚决不让他进门,孩子们也不认这个从来不管她们的父亲。一个人被四柱大爷、大娘安排住在我家土院一间下西房里,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孤独日子。本来自己壮年,农村合作化后自己养活自己不应成问题,但他仍不改旧习,仍是好吃懒做,总是求东告西,向亲戚们讨要吃用。祖父在世时,他经常从村里专程去太原找祖父,吃了饭还得给几个零花钱。有一次,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去正好碰上,他竟向我开口:“可亲,能不能给我两块钱。”我说我上学,没有钱。但长辈开了口,我也只能从我仅有的几块零花钱中给了他两块钱。他是对不起他的家庭,但他并不无赖,他自己的房子没有了,但他继母和弟弟还有不少房子,可是他从来没有向他们伸过手。他想不到他卖了的房子在他死后会被他儿子骗回去。他只知道求点吃用而已。我还是可怜他孤苦伶仃,在我心里他毕竟是大厅院里出来的一位长辈。
大厅院以她博大的胸怀荫育了我的祖辈、父辈们的宽容、善良和后代的温良恭俭让,但却在它的变迁中,反映出了另一方面的自私、贪婪,甚至不近人情。
现在大庭院早已不存在了。里院在70年代中因经济拮据卖给了村民,外院南房被本家一位叔叔便宜拆买走砖和木料。西土院是由五大爷之子不择手段骗去。至于什么手段这里无需多赘,反正有土改房产证和历史事实摆着。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种欺骗,主要是对她们一家困难遭遇深深的同情,并对有这样一个不像他父亲一样好吃懒做、能持家过日子的人而为这个家有所庆幸。所以他虽然是不择手段的欺骗,我们却是心甘情愿地谦让,之后接下来的日子相处一直很好。正是财物轻怨何生。
我们常年在外,村里的房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若是确实有困难想要,我们不是不能让,然而,如果谦让被当成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影响家风,这也是对家风的大不敬。
对此我不妨说一说体会:在我们成长的家庭氛围中,总是被要求要努力学本领、自强自立,大人们也是以身作则、敬业负责,彼此亲密无间、比进步比贡献,所以后辈各家兴旺发达,一代更比一代强。从我出生到现在80多岁,听到的全部是被羡为“好人家”的赞语。
家庭对于后辈成长至关重要,不要只认为给后辈留下财产为好事,良好的教育和榜样才是更重要的,三字经为证: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惟一经。意思是品德比财产更重要。大家都是常家的后代,我们希望家人都过得好,但不能助长其自私贪婪,因为无原则的忍让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我们一直在外,年迈闲下来思乡心切,本打算通过修房,增进一下多年来疏于联系的乡亲及亲戚们的关系,进而关心家乡,有机会为家乡做点应有的贡献。
新社会应有新风尚。我们希望发扬正气,杜绝歪风邪气,加强和谐、团结,我们有善良的愿望,也相信美好的愿望一定会在大厅院根脉深处,长出如约而至的诚信、良善与和谐。
我出生于1940年冬,1966年山西大学物理系毕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历经抗战、解放、文革、改革开放,在时代的变迁中,先是求学、工作,退休后忙于家务,直到高龄、儿成女就完全闲下来。先是参加了阿那亚(南戴河海边)家史计划活动,写了“武女”“上学”,在这过程中,故乡那尘封多年的往事又桩桩件件涌现在眼前。回忆往事中,不时地被家族先辈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动。于是不由得写下了我们所出生的“大厅院”和那里走出的人和事。我终于明白,她像根一样长在我心中,伴我同行,永远不会随光阴流逝而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