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考入了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9月1日开学时，母亲将一张蓝色的两元大钞，递到我的手中对我说：“这两块钱你拿上，去汽车站，花一块三角钱，买上一张汽车票。到了太原大南门，雇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报到。路上注意安全，把书包和小包袱背好。妈等你的好消息。”我怀揣母亲的关爱，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我的求学路。
　　清徐汽车站，设立在县城出口处的太汾公路旁。天不亮，我和本村的几位同学来到售票窗口，抢先买到了车票。当时是用大卡车载人。当后马槽打开之后，我们排队上车，在马槽底部“席地而坐”。一排五人，共坐七排。35位乘客将马槽挤得满满当当，互相传递着温暖与未来的希冀。经过1小时又40分钟的颠簸，我们便到达太原大南门的停车点。下车后，有好几位蹬三轮的师傅便走过来揽客。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家庭条件都很困难，没有一个人坐车，一起迈开大步，向各自的学校走去。
　　邻居毕宗兴先我一年考取了国民师范，犹如一位大哥哥牵引着我一路向前。师范学校是公费制，不存在缴纳学费的问题。学校提供食宿，还发放每学期的课本、笔记本等学习用品。我怀揣购买车票剩下的七角钱，便是我一个学期的零用。在一个星期天，哥哥给我买的金星金笔不下水了，我便伙同一位同学向海子边的自由市场走去。在一个修笔摊位前我取出了心爱的金笔，向眼戴老花镜的师傅诉说我的笔不下水了，请他修理。只见老师傅手拿一只小手钳，将笔头轻轻地拆卸下来，将笔尖便扔进桌子上的小水盆里。我一边看着修笔师傅熟练的操作，一边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地思考着。这次修笔，我仅有的七角钱够不够付修理费。只见修笔师傅从水盆里捞出闪闪发亮的笔尖，用一块粘染着五颜六色的布块，将笔尖里里外外地擦拭干净，又急速地安装起来。只见他在一只墨水瓶里醮了一下，在一个小本子上不停地划动。抬起头来笑呵呵地说：“修好了。”“多少钱？”我忐忑不安发问。老师傅和颜悦色地说：“不要钱！这支笔是一支好笔，只是长时间没有擦洗。以后用一段时间，拆下来擦一擦，就好用了。”修好笔，还没有要钱，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向老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返回的路飞奔而去。
　　在快乐的学校生活里，我仍然保持着用石板和石笔写字和演算的习惯。虽然没有用纸笔方便，但却省去了这么一笔费用，只在答考试卷时，才用金笔墨水。有时也去大街上游览，不论多么口喝难忍，也只花二分钱，买一只冰棍儿。从来也不舍得花五分钱，买一支雪糕。有时也用三分钱，购买一支铅笔或橡皮。我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节省着我仅有的零花钱。那宝贵的七角钱，往往要使用一个学期，直到放假回家。
　　在平时的日子里，我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着学校提供的饭菜，犹如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至于日常穿戴，仍然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中式衣裤。那一套厚厚的棉衣裤，是哥哥参军之后，穿上了军装替换回来的。虽然在肘弯膝盖处补着大大的补丁，但穿在身上，足以心满意足地度过冬日的严寒。母亲缝制的衣裤，虽然补丁摞着补丁，对襟襟，编结的钮扣，格外密不透风，实用而美观，很受同学们的羡慕。直到我考入中师的1955年，母亲用她种植棉花赚取的钱，购买了时尚的华达呢布料，才给我寻找裁缝，制作了一套学生装。一直穿到我参加了工作。
　　每当放假时，二姐采买糕点等食品，孝敬母亲，也会给我二元大钞，让我买车票回家。但每当放假时，我和本县境内的几位同学，便商定连夜步行回家。放假前夕，我也去大街上给母亲购买一包茶叶，有时购买一罐酱豆腐，奉献给思念久久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