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山西清徐，14岁前，我一直是在父母身边生活，享受着童年时代的幸福，尤其每到过年，更是欢乐无比。1947年我14岁时，离开父母随叔父到了上海读书。1949年参军后，半个世纪转战南北，在不同的环境里过了各式各样的“年”。尽管有的“年”过得也不错，但印象最深、最愉快的还是14岁前在老家过的那些“年”。
　　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过年被视“四旧”，每到春节既无对联、鞭炮，更无祭祖、拜年一说。提倡的是过“革命化的春节”，不但不放假，而且还要加班加点，最多吃顿饺子就算不错了。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提倡下，虽然恢复了一些传统，也带来了一定的祥和喜庆气氛，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际关系变得有些冷漠，过年的味儿已被逐渐淡化，心中觉得实在有些遗憾。好在近几年“过年”开始升温，我认为，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最降重、最欢乐的节日。比如：外国有“圣诞节”、“狂欢节”、“斗牛节”，少数民族有“泼水节”、“雪顿节”。当然，我们以汉族人数居多的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大节，那就是“春节”，也叫“过年”。
　　“过年”是什么？我们的祖先按历法把阴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生活，人们用最隆重的方式去庆祝。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过年”表示旧的一年的结束，新的一年的开始，庆祝已取得的胜利，迎接来年的丰收；是身心休憩的机会，是亲情欢聚、交流的时刻。试想，如果没有“年”过，人们整年累月的干活，在外奔波辛劳，何时是个头？何时是个尾？如果没有“年”过，亲朋好友何时能团聚、交流，人间真情何以延增。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过年”情有独钟。自离休后，每到春节我都要和孙女一齐在屋里贴年画、贴对联，给外地的亲友写信或打电话，年三十组织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看电视、守岁。大年初一也还是要向附近的亲朋好友拜年的，这些活动都会给家庭带来一些祥和欢乐的气氛。当然，由于时代不同“今非昔比”。儿时过年的情景只能在回忆中重现。
　　“腊八”到。“腊七腊八，冻死王八”。说明此时的气候已经非常寒冷，但人们的情绪却活跃起来，因为“年”快到了。实际上进入了腊月，“年”味儿就开始来了，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悦爬上心头，邻村的集市复市了，卖东西的人多了，人们谈论“年”的话题多了，村里的秧歌班开始排练了，在外做事的人有的已回到村里。到了“腊八”这一天，可算是正式拉开了“过年”的序幕。在我们老家是不吃八宝粥的，而是吃软黄米和枣蒸成的“溜米”，清香可口，甜而不腻，特别好吃。其做法是：头两天把米用温水泡上，放在火炉边，以便让其发酵，到腊八早上，把米和枣用一层米一层枣的方法共铺三层，上火蒸一小时即成。做好后首先由大人从中取出一碗，分别供于神像前、门顶上里，以示纪念。然后全家人吃“溜米”，喝美味可口的“豆腐脑”。据老人们说：佛教创始人释迦哞尼在成佛前曾度过六年的苦行生活，还是没摆脱人生的各种苦恼。有一天，他走得又累又饿，昏倒在路边，正巧从远处走来个放羊的姑娘，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怪可怜的，就把自己剩下的一碗有点发酵的黄米饭给释迦哞尼吃了。没想到，释迦哞尼吃了之后，顿觉精神百倍。千恩万谢、待姑娘走远后，他跳进河里洗了个澡，然后上岸坐在大树下静思七天七夜，终于成佛，后人把这一天，十二月初八定为纪念日，吃腊八粥的风俗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迎“小年”。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我在小的时候，每年过了“腊八”就数着指头盼“小年”。不为别的，主要是在这一天能吃到父亲从城里买回的糖瓜。那时候物资贫乏，平时很难吃到糖瓜。买糖瓜为的是祭灶，但祭完后肯定就是我们几个小孩的口中之物了。祭灶的知识，我还是从奶奶那里学来的。奶奶是个对佛非常虔诚的人，每节必祭，就是对灶王爷也从不马虎。过“小年”，晚饭也是吃饺子，到了晚上，在灶王前供上饺子和糖瓜，然后奶奶领着我和妹妹跪在灶王前一边叩头，一边默祷，无非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平安”之类的话。祭完后取几块糖瓜扔到火炉里给灶王吃，烧完后才敢说：“灶王爷爷本姓张，糖瓜粘住你的牙，灶王奶奶本姓李，糖瓜封住你的嘴。”现在想起来，这种祭法好似社会上某些人的行贿，既要讨好，心中又不情愿，实在有点可笑。据说：“灶王爷姓张名禅，灶王奶奶姓李名卿忌，张原是一个地方小官，常带着老婆到各家各户轮流吃白饭，但也为百姓办些好事，后来玉皇大帝就封他为灶王，规定每年年底上天汇报主家的情况。是否真实，无据可查。
　　过“大年”。过了小年实际上就进入“大年”的直接准备阶段了，从腊月二十四五至年三十，这是孩子们最愉快的日子，心中充满了希望，盼着“过年”穿新衣、戴新帽，吃好的，放鞭炮，或许还能挣到一些压岁钱。而大人们却是最忙、最累的，在这几天里，既要打扫卫生，又要买年货、写对联、蒸面食、考“麻粘”，还要杀猪宰羊。在我们清徐除了馍馍(不准叫馒头)外，还要蒸各种花样的“枣山山”。“麻粘”就像现在的花生芝麻糖，只有“过年”时才做，是用花生豆、芝麻、炒熟的黄豆、膨化大米用糖混合在一起，用模具压制而成，大人小孩都爱吃。
　　我们村是个大村，地处平原，紧靠汾河，人口在千人以上，村中枣树成林，农业比较发达，虽然也有贫富之分，但大都在温饱以上。我家因祖父(已去世)曾是商人，生活较好一些，所以在“过年”的程序和规格上也就比较全面一些。经过几天的忙碌，我家的卫生打扫好了，东西买齐了，自制“麻粘”做好了，猪也杀了，羊也宰了，猪羊肉卖给邻居一半，自留一半。肉食做好了，对联也写好了，这两件事都是由我父亲亲自完成的。
　　到了年三十上午，贴好新请来的神像和对联后，可以说是一切就绪，只欠“东风”了。吃过午饭，“过年”已进入高潮，孩子们跑来跑去到各家各户去参观。在我家的大门口，挂着两个大灯笼，院里摆了一张供桌，奶奶和妈妈把该供奉的东西都放上，有香炉、供器，有肉食、面食、干果，也有少量水果，可以说非常丰盛。我父亲在桌前用砖垒起一座“旺火池”。天刚擦黑，供桌上点燃蜡烛，全家人洗完手跪在供桌前上香、叩头、祈祷。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严肃、神圣的。这是在迎接财神爷的归来。祈祷完毕，我父亲点燃三个“二踢腿”和一挂小炮杖。此时全村炮声大作，一片欢腾。上完供，开始包饺子，要包三种形状：一种是“元宝饺”，一种是“鱼形饺”，另一种是“团圆饺”，每一种都有一个是包着铜钱的，如果谁吃到，在来年就要交好运。两个姐姐帮大人包饺子，我和妹妹满院跑，简直高兴极了。第一锅饺子先上供，第二锅才能轮到我们，奶奶和妈妈照例是最后吃。
　　那时候没有电视，吃完饭后，全家聚在奶奶屋里“熬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坐在热炕上听奶奶讲有关神仙、佛祖、鬼怪方面的故事……还不到午夜，我和妹妹、弟弟就困得“和衣而卧”了，两个姐姐和大人继续“熬年”。
　　久已盼望的“大年初一”终于来临了，鸡刚叫两遍，天还未亮，不知是谁家已经先放炮了，我们赶快起来换上妈妈准备的新衣服，点上“旺火”，送到院子的“旺火池”里。说起“发旺火”来，恐怕是我们清徐独有的风俗，很有意思。所用材料比较简单，是两至三个高粱穗和几片柏树叶组成的。全家八口人都把“旺火”点燃了，同时送到池子里，在添上些松柏枝，形成熊熊烈火，照得满院通红，而且有一股清香味，真有点“来年人财两旺”的好兆头。发完旺火，我们接着就洗脸、上香、吃饭，每年我差不多都从饺子里吃出钱来。饭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约上几个本家兄弟到各家拜年，目的无非是想要挣几个“铜钱”或吃的东西，当时给真钱的人很少。女孩子是不出去拜年的，在家和大人们玩纸牌，这是一年中最轻松的日子。
　　说起“过年”来，讲究可是很多的。首先是要多说吉祥话，比如“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健康长寿”、“合家平安”、“工作顺利”等等。但禁忌也是很多的，我家大人从小就告诫我们：年三十晚上不准在门口坐或站，以免堵了神仙进门的路；初一早上不准说“起来吧”，只能说“快穿衣服吧”，怕来年生臭虫，大年初一不准打、骂孩子，不准说杀、死、倒、塌等字眼：不准打坏东西，如果一旦打坏，必须立即说一声“岁岁平安”；初一不准扫地，怕把财气扫走：初一至初五不准动针和剪刀，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妇女能休息几天。“闹元宵”。过了初一，“年”的高潮是过了，但“过年”仍在继续，而且是从家里向外发展，初二初三一般是回娘家、走亲戚、外出拜年的时间。村外乡间路上有坐马车的、有骑驴的，也有步行的。人来人往，红男绿女，手中大都提着礼品。平时寂静的田野里，顿时形成一派生机盎然的风景线。村中秧歌班，每日都演出，平时很少出门的姑娘、媳妇们，此时手拉手、肩并肩在一起有说有笑，一边吃瓜子，一边看秧歌，可以看出，她们心中是充满了欢乐。孩子们在露天剧场的边上玩“打瓦”、“滚铁圈”、“踢健子”，也有“赌铜钱”的。有的小孩存有压岁钱，就在小摊上买莲花豆、蜜棍棍吃。
　　到了正月十三，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那就是迎“灯节”，也就是元宵节。村中组织壮年人在主要路边挖坑、埋灯杆、搭“三官棚”、搭“架火架”。到了十五这一天，白天闹“社火”踩高跷、跑旱船，热闹非凡。到了晚上，全村路边挂上点亮的灯笼，对平时夜晚漆黑的农村来说，简直就是“灯火通明”了。此时全村男女老幼吃完元宵后齐到村中的“三官棚”里为天官、地官、财官上香，然后看放“架火”。当架火点燃时，炮声震耳欲聋，发出的火焰好似百花齐放，万箭齐发，好看极了。百姓们喜笑颜开，一片欢呼。直到深夜，人们才陆续散去。
　　到了正月十六，“年”就全部过完了，在外做事的人该走了，孩子们该准备上学了，农民们该准备春耕了，一切恢复了正常，人们带着满足的心情和美好的希望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