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进来，右手拎着一个包，袋子深深勒紧他钩子样的手。“老师，宝他考上了，我们过来看看你。”“坐。快坐。”我到沙发前，招呼他坐。“走啥学校了？”“北大。”
　　他左手伸开托住包底，略微抬高，眼睛在茶几上挑了片地方，把东西轻轻放好，抽出左手。“不用，不用。”他搓搓手，接着说：“得扫街去。”
　　他看着窗外的梧桐树，说：“梧桐树的叶子总落不干净。”然后指指那包东西，“这是红面，自家地里长的。这块地水浅，收了，其他还泡在水里。”
　　停了下，他又说：“得晾开，刚磨的。还好，院里没进水，结的瓜分开吃。”“家里有了。”“留的吧。工具还在街上。”
　　说完，他拖着两条裹得厚厚的曲腿转身就走。两脚有节奏地擦着地皮。晨曦从窗外射进来，橘黄的工作服格外醒目，稀稀拉拉的头发间白发特别耀眼。
　　我赶紧拿上东西，往出走。“这怎么好意思？”“留下吧，我们种地的，没啥好东西。”
　　于是，我只好留下。
　　宝是我刚送走的毕业生，父亲腿折离职母亲离家留下的独子，和他爸相依为命。大名叫德保。
　　我打开这包东西，白生生的一圈冬瓜，似乎还渗着亮晶晶的小水珠，淡粉的红面用细软的薄塑料袋子装着。
　　望着它们，我想起大杂院门道底下的午饭。碗口两蓝杠的大瓷碗，红个生生的剔尖，试图让我们离饥饿远一些。
　　我解开口子，抓一小撮放在手心，细细看。这多么像婴儿粉嫩的肤色呀，那一地热烈的红，脱了几层皮，才可以变成这样的色泽。这细滑至极的末，用多细的箩筛过啊！一个穗子又能磨多少呢？他那个腿脚，怎么下水，收割这一个个穗子？
　　我想起了昨儿立冬，我坐车路过田野，一块块高粱地满满腾腾的。红穗子不很精神，却自在地挺立着。虽然寒气实在霸道，把田野扫荡得再无秋色。但是高粱还像等待收割的样子。
　　那时，我还纳闷，怎么有这样懒的农人，不知道开镰。如今，我明白了，原来那地泡在水里。
　　我知道，孩子考上北大不容易，更知道一年花多少。但我不知道，大叔今年的收成怎样？他一年扫街挣多少？
　　在涝灾袭击了的村子里，多少大叔心心念念他水里的庄稼，院里的家什？他们有学子吗？当我站在高一的讲台上，看着台下像德保那样的眼睛，一次次想起这包深情的红面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