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终，在我工作的阳泉市中佐中学校门口，贴出了由公社武装部印发的征兵布告。我是在职教师，不知能不能参军。于是我去武装部了解情况，得知可以报名时，我未经学校同意，慎重地在一个登记表上写了我的名字并填写了有关信息。次日，接兵的几位同志在武装部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向校长了解情况。三位军人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一时引起了轰动。当同学们得知情况后，20多名适龄同学，都踊跃地报了名。通过政审、体检，我带着我的四名学生入伍了。
　　我们的校长叫李枝叙，他还兼党支部书记，对我私自报名没有批评，反而表扬我为征兵工作带了好头。他对我说：“你中师毕业，就在中学任教，这不很好吗！你为什么还想当兵？咱们学校才成立，条件差，参军是改变环境的好机会。我支持你参军……”我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条件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也是能慢慢改变的。我们年轻人，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才是。我从小就想当兵，当一名能英勇杀敌的解放军战士。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我怕你阻拦，所以没有事先跟你讲清楚，请你原谅。和李枝叙校长的一席长谈，引起了无限的回忆。1948年7月初，家乡清源县解放了！这天，本村的老师领着一位军人来到我家，他要让看管学校的父亲把学校的六七个教室和十几间校舍都打开。要在学校驻扎军队的指挥部。第二天一大早，解放军战士出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打扫街道，有的在给老乡挑水、扫院子。给死气沉沉的小村庄增添了从未有过的生气。在驻训的近两个月中，天天派几名战士打扫街道，让人十分感动。在校园的北侧，有上百棵枣树，是学校的集体财产。八月枣子长大了，为避免瓜田李下之嫌，部队集结开会学习时，宁肯在烈日下，也不去枣荫中。一天，狂风暴雨袭来，把青枣打落一地，父亲捡了满满的两水桶。洗净、煮熟，让同志们吃，但谁也不吃，无奈之下，父亲找到团部，说明情况后，参谋长让炊事班送来几斤小米，才把熟青枣收下，爱民守纪的军队令人敬佩。曾目睹勾子军抢粮、乱棍打人的惨状的我，从心眼里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军队。毛主席、共产党是大救星。1946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兵农合一”，我家失去了仅有的几亩薄田，剩下的几十斤高粱也被匪军抢去了。全家五口人，靠父亲给木匠铺拉大锯、靠母亲给邻家做点针线活为生。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父母忍心含泪将女儿童养出去。父亲为邻家救火时，腿部受伤，落下残疾，更是雪上加霜。父母亲人性好，村里人看着可怜，便让父亲去学校给老师们做饭、打扫办公室，能挣碗饭吃。可母亲弟弟我们三人只能靠野菜充饥度日。解放后，我家收割了原是我家土地上的小麦，从此，我们不再受饿了。1948年秋收之前，我领到了学校给的“助学粮”20斤小米，我凭借助学金读完初中，免费上了中师，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家及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又让我学到了知识，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同时，在我心中产生了长大要当解放军的念头。李枝叙校长充分理解我当兵的初衷，他鼓励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听党的话，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甚就干甚，并一定要干好。还要带好咱们校的四名学生。
　　新兵训练还未结束，我便被调到勤务连当文书了。新战士下连后的第一件任务是以爆破的方式，销毁日伪遗留下来的几万根爆破筒，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在连部存放的书籍中找到了这种爆破筒的资料，筒体是无缝钢管，装药是TNT烈性炸药。TNT炸药的熔点是83慑氏度，起爆点大于240摄氏度。这时，我根据《物理学》知识，提出了“汽蒸爆破筒”，使装药熔为液体流出的想法及具体方案，领导将方案细化后，经军区工程兵批准实施了。这一建议的实施，为国家回收了数量可观的一批无缝钢管及TNT炸药。半年后，又兼任了消防班的班长。作为存放爆破器材的战备仓库，消防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新组建的消防班，一切从“零”开始。我虽中专毕业，但消防知识也近乎为“零”。为此，专门请宣化区消防队的同志帮助培训。为了带好这个班，我从连部搬到了班里的通铺上住，一边学，一边教，很快全班同志都学会了灭火器装药的配置，手摇消防车的使用和故障排除，云梯及破拆器材的使用。一年之后我奉命去位于石家庄的北京军区文化学校理化师资培训班学习。学习半年后，回部队当了文化教员。
　　1962年，军委工程兵在我部组建了有编制的爆破器材“理化实验室”和工兵仪器仪表“修理班”。为此，部队领导又派我到南京军区工程兵炸药厂、上海一家仪表厂学习有关知识和技术。外出学习半年多，回部队后，我分管了这两个技术部门，我改行做技术工作了，一干就是七八年。我听党的话，党叫干甚就干甚。干一行，钻一行，还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理化实验室曾参与“援越”器材磁性水雷、深水导爆索的研制、定型工作；对受潮结块拟定销毁的某炸药，进行性能试验、成份分析，提出了利用的建议，减少了损失。修理班的同志们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对堆放在储藏室报废的各型探雷器、点火机、欧姆表等仪器大动手术，充分利用零部件，进行整合组装，通过指标测定，合格后增发给施工部队使用，解决部队器材不足的问题。我分管的这两个技术班室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表扬。
　　然而，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有的同志却说我“脱离群众”，这一意见，击中要害。参军以来，只在兼任消防班长时与全班同志睡过通铺，一起摸爬滚打训练，过了一段战士生活。从调机关后，我有段时间是在办公室居住，大部分时间是和一名干部住在军官宿舍。业余时间，常一个人钻在办公室或工作间学习技术方面的资料。在我工作的修理间、化验室的门口张贴着醒目的“非公莫入”四个大字，一般是不会有无关人员进去的。我生性孤僻，不太合群。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很忠恳，对我帮助很大，我非常感激。
　　预备党员期间，适逢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我曾应聘为营房附近宋家庄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每周我都要利用业余时间，替勤务连的同志站一班岗，或去炊事班帮厨，还抽时间去看看我的四名学生和勤务连的同志们。我在同志们中间的印象有了转变。
　　1964年8月，在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的党员大会上，同志们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对于我一年来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将要举手表决时，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且足以一票否决的“大问题”：有一天外出没有按时归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原则问题。话语一出，引起一片哗然。支部书记问我是怎么回事，要我向大家讲清楚。在六月的一个星期日，我请假去张家口市里办事，下午五点多，在去汽车站的途中，听见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跑过去一看，令我大吃一惊：一名十几岁男孩的手指，被水泥搅拌机的齿轮“咬”住了，旁边的几名孩子还在使劲转动齿轮，谁知越转越往里“吃”，我急忙倒转齿论，才将孩子的手抽了出来，我用手绢包住血肉模糊的手，抱起他向解放军251医院跑去。路上遇到一位好心人，把我们带到一个诊所，医生清理包扎了伤口，告知说，孩子的食指和中指可能都轧断了，先服点止疼消炎药，赶紧送251医院吧。我付了几元钱的医药费，借用诊所旁边一家工厂的电话向孩子父亲工作的单位说明情况，求他们尽快找到孩子的家长。等孩子家人来了后，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匆匆地离开了诊所。
　　已经下午七点，开往部队驻地方向的汽车一趟也没有了，步行四十里回营房，是我无奈的选择。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在午夜时回到了营房。在营门口，我向站岗的同志只说是误车后步行回来的，他对我不辞辛劳的举动十分赞赏。这件事，我没有向他人讲过，更没有向领导作过汇报，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做，虽说也是好事，但比起雷锋同志还差得远呢。七月初的一份《张家口日报》上，刊发了一份表扬信，并寻找做好事不留名的军人，我知道要找的人就是我，但我仍未向任何人谈及此事。我收藏了这张报纸，也收藏了一份愉悦。我得到允许，从化验室取来了那张报纸和满是血迹的手绢，并向党员大会汇报了事情的全过程，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个劲地向大家鞠躬致谢，我转为正式党员了。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感恩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恩党培育我茁壮成长。我弃教参军，把青春贡献在塞北沙场；当中越边陲战火正浓时，我又让儿子穿上了军装。历史不能遗忘，红旗常在心中飘扬。不忘初心，使命永远担在肩上。为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我这五十多年党龄的耄耋老人，更应尽力发放微热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