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生于山西文水县的一个农村，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而且属于另一个县管辖。他们村实在是太小了，全村二十几户人家，只有一条街，从东头到西头有五分钟就可以走完，村东头有一座庙宇，大概这就是村中唯一的古迹。村中百姓朴实善良，团结友爱，邻里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各家都是自耕自足，很少和外界联系。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到县城或镇上去卖点农产品，换来些日常用品。村里除了一家富农兼资本家(在外有生意)外，绝大多数都过得紧巴巴的。我外婆家也不例外，只不过多几个零花钱而己。小时候，我妈每年都会有两次带我到外婆家住几天，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因为路远，母亲又是半小足，走路不便，于是每次都是坐着由骡子拉的大车去。那时候没什么公路，只有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路上颠得不好受，有时候我就下了车跟在车后走一段。一边走，一边采路边的野花，觉得十分开心。
　　每当到了外婆家，外公外婆高兴得合不拢嘴，舅妈也出来迎接。外婆把我抱住问长问短，我都没时间回答。刚坐下不一会儿，不少邻居前来看望，我母亲一一寒暄。邻居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由于村子小，关系好，所以一贯是“一家来客，全村高兴”。
　　我外公念过私塾，在外做过生意，可算得上是村中的文化人。外公中等个子留着一尺长的胡子，长得很富态，身上常挂着一把小梳子，闲暇无事常常梳理，真可称得上是一位“美须公”。外公不善言谈，爱抽水烟袋，别人谈话时只是静静地用慈祥的眼光看着，他对我和表妹都很亲，有时我就爬到他的肩上用小梳子给他梳理胡子，他闭上眼睛，好似在享受外孙对他的敬爱。
　　外婆是一个瘦小而又极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没有念过书，但很明理。家里经济虽然不好，但治理得有条有理，每次我母亲回来了，总有说不完的话。而且把保存多日的枣儿、胡桃、柿饼都拿出来，催着我们吃。我有两个舅舅，大舅是个农民，二舅在太原学生意。那时大舅早已成家，是一位善良、诚实、勤劳之人。舅妈长得端庄，性情温和，一切家务都会干，对大人孝敬，对我母亲和我的到来，从内心中欢迎。他们生有一女，也就是我的表妹，比我小一岁，她是我唯一的玩伴，领我到后院摘枣、捉蚂蚱。有时候也到街上找邻居的孩子玩，可惜他们村七八岁的孩子太少了。二舅在太原学生意，在家时间很少，他写的一笔好字，人也精干，见多识广，经常给我们讲太原城里的故事。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二舅结婚，我和母亲都参加了。婚礼是按农村习惯办的，很热闹。所不同的是有一八路军的连长也应邀参加了，为婚礼添了光彩。那时文水地区是游击区，常有八路活动。
　　在这里着重说一下我大舅。他在抗日时期曾在民主政府领导下被选为村长，主要是为八路办点事，伪政府来人也要应付一下，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回到内地，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1947年开展“三自运动”，所谓“三自”就是“自清”、“自治”、“自白”。强迫人们交代是否给八路办过事，检举谁是共产党，凡有嫌疑者一律处以死刑，非常残酷。我舅被坏人举报为八路军办过事，结果被阎锡山的“勾子军”活活打死。和刘胡兰烈士牺牲的日子只差一周。我妈知道后哭得痛不欲生。那年我已十三岁，第二年我离家到了上海读书。
　　离家八年后，我于1956年首次回家，得知外公外婆都已去世。当我和我母亲再次去外婆家时，气氛已是“今非昔比”。
　　童年的记忆，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去年回家给老人扫墓，同时也去了外婆家，只有表妹和表弟(二舅的孩子)全家接待和陪同。表妹也是快八十的人了，使人有点伤感。表弟比较年轻很能干，得知他们两家过得都很好，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他们村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了。各家都盖有新房，村中有好几条街道，甚至有的门前停着小轿车。村外到处是水果树，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