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漫长而多彩，就像在天边的大海上航行，有时会风平浪静，而有时却会是惊涛骇浪。但只要心中的灯塔不熄灭，就能沿着自己的航线继续前行。在阳光中要学会欢笑，在阴云中要学会坚强；在狂风中要捉住希望，在暴雨中要抓紧理想。一路走来，在跌跌撞撞里，在起起落落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坦坦荡荡过生活，为人处事心不愧；简简单单随缘行，做好自己心不累。努力做好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风华正茂的我们
　　我的妻子，于1958年农历10月11日出生在清徐县柳杜乡西青堆村，与我们（原吴村乡）西范庄村相邻，两村以“广槐渠”为界，南北相隔，从村东的东官道向南一公里即到她们村。“广槐渠”是邻近几个村的退水渠，渠内常年有水，由东向西，源源不断，流入县城到汾河的“城、吴、柳”总退水渠。昔日的“广槐渠”区域，春意盎然，鸟语花香。渠的两旁是草木丛生，发荣滋长。草中有蚂蚱和蛇，树上有知了和鸟，水中有鱼和青蛙。在夏日炎炎的“广槐渠”一带，白天总可听得蝉声如沸，傍晚、夜里，青蛙“呱呱”的叫声更是美妙悦耳。如果说青蛙是鼓手，那么知了便是弦乐师了。“广槐渠”临近吴村入口处，有一个“S”型的大拐弯，被人们称为“骆驼脖”。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在“广槐渠”两旁割草、捉蚂蚱和知了，在“骆驼脖”游泳、摸鱼、“打泥仗”。在那个年代，这里是生态环境最美好的地方。
　　我的妻子与我同岁都属狗，她小我11天。1-7年级上学我们各自都在本村学校读书，1974年9月1日我们同时进入了县办高中--吴村中学读书。当时我们这一届是四个班（13-16班），她是14班，我是15班，说来也凑巧，其他班都有我初中时的同学，唯独14班没有，因此我与14班的同学接触就很少。加之在那个年代，学校里的男女生见面都很羞涩，又不敢说话，来往就更少了。两年的高中生活，我俩的教室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我们却是每天擦肩而过犹如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更谈不上了解和熟悉了。
　　1976年6月高中毕业后，她期盼着经过参加生产队劳动两年后，就能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梦想”着“工农兵”上大学的“美事”。结果实实在在劳动一年半时，国家出台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这突如奇来的决策让人措手不及，一时转不过神来。因为在两年的高中学习期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工”、“学农”成了上学的“主战场”，学校没有组织过一次期中、期末的考试，甚至连毕业考试都被取消。当时的学习根本没高考压力，现在又突然恢复高考制度，可以想象一个有志青年当时复杂的心里状态。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她高考报名了，但只有一个月复习时间，当时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生产队劳动是不允许请假的，所以只能是边劳动边复习。在时间仓促，师资严重缺乏的条件下，也只能是做到尽心尽力了。尽管知道不一定能考上，可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甘心，总想争取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机会。但最终这次高考成绩接近录取线，还是未能如愿。这时，她的父亲好像看到了她的一点“潜力”，怀着一丝希望的心情，给她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高考复习的书籍，鼓励她好好复习，争取下次高考成功。半年后的1978年7月20日，她再次参加了高考并达录取分数线，结果还是方兴未已、兴尽悲来，终因少不经事，志愿填报失误而未被学校录取。
　　1978年高考达线而未被录取的残酷的现实，让她只有承受，别无选择，这也许就是命运对她的一次考验。继续复习再高考仍然是她的梦想，但终因家里经济条件的不允许，她选择了放弃。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必须尽快先找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柳杜乡的拔奎、常丰村、和原吴村乡的西范庄等村任“乡村代课老师”，这一干就是六年。六年来，她非常珍惜老师这份责任与担当并存的职业。工作中，她任劳任怨、勤恳敬业的良好素养，多次受到了学生、家长的好评和村委会的奖励。
　　她的婚姻选择了我
　　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人生有两次选择尤其重要：即事业与伴侣。男人盼望着事业有成，女人期盼幸福美满。也正是她选择的教师职业，恰好顺应了我择偶的方向，而我在县城上班也是她追寻的目标。1981年的春节前，经人介绍，我俩在西青堆村她姐姐家相互见了个面，经过简短的交谈，结果因“以为不相识,结果是同窗”的场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很有“福相”的姑娘，敦厚朴实、身材高挑、举止大方而且很有气质。春节后，我第一次带礼品正式登门去了她家，她家人待我宾至如归，交谈的气氛也是和风细雨。婚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的家人对我很是满意，而且还帮我在她面前添了不少好话。就连在吴村中学当老师的她舅舅也说“他是我的好学生，挺不错的”。而当时她对我的看法并非是一见钟情，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是她的父母及亲戚给她上了一堂“家庭教育课”，最终让她吃了“定心丸”。
　　在八十年代初，我们的婚姻是很传统的，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卿卿我我的浪漫，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没有天荒地老的约定，只有淡淡的守护，默默的陪伴。恋爱关系初步确定后，平时见面也是很不方便。我在县城工作，她在乡村教书，我俩交往也只能靠书信交流，我在工作之余抽空骑车去学校去看看她，她来县城办事时也与我见见面。一来二往，彼此都相互有了好感，算是日久生情吧，就这样我俩走到了一起。按照农村习俗，我俩在1981年的农历四月定了婚，农历十月十三日领取了结婚证并在农村老家举行了结婚仪式。那时的农村婚礼虽然办的十分简单，但很热闹；虽然有些寒酸，但却饱含了浓浓祝福。奋斗是我的性格，成功是我的目标。婚后我就暗自下了决心，她是我坚定不移的选择，未来的日子，我会咬紧牙关、努力奋斗，让她生活有保障，心灵有寄托。
　　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我俩的婚姻是得到父母祝福的，而且在双方父母眼中是最为满意的，在婚后的日子里，岳父岳母待我是疼爱有加、舐犊情深。岳父经常告诫我三句话：一是做人要以善心爱人，以善语待人，给自己营造一片爱心世界；二是奋斗没有终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起点；三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肯努力奋斗,是没有不成功的。四十年来，岳父岳母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诲足以让我感动一生，就是在他们晚年时，面对他们日渐沧桑的身影，总会想起他们昔日对我无价的关爱恩情。因为他们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座无人能攀越的山。
　　婚后我们的艰苦日子
　　人生很简单，生活很艰难。婚后平时我俩都在工作单位居住，只有星期日休息我们才能回家团聚。在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条件很差，人们都是勤俭节约过日子，勒紧裤带去省钱。牢记“少开一盏灯，奉献一片情”、“节约能源有良方，充分利用自然光”的口号。即使是缩衣节食、省吃俭用日子过得照样也很是拮据，冬天做饭、取暖同用一个烧煤泥的土火，早晨起床室内的水缸和煤泥都结着冰。在各项资源极其困乏的环境下，我们的儿子于1983年3月29日出生了，“产假”到期后，考虑到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种不便，我们找到了本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是他们给予了极大帮助与支持，既帮我们找了临时看管孩子的阿姨，又帮她将工作调整到本村学校。虽然她的工作与家务忙些累些，但毕竟生活上的困难暂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我们村吃水比较困难，而且水质差、碱性大，我每天利用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机会，从10华里远的县城带回两大塑料壶的自来水，每当我傍晚下班后一进院门，总能看到母子俩用期盼的眼光守候在窗前等待的场景，妻子等待丈夫、儿子等待爸爸。此情此景让我幸福满满，一生难忘。
　　我的父母亲以种地为生，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自从妻子嫁到我们家后，经常用她微薄的工资给父母亲买些实用的物品。在星期天休息时，我俩与父亲同去地里干农活，她既没有一点娇气，又能吃苦耐劳。父母亲经常对邻居们说，这个儿媳很勤快、能吃苦，是个过日子的好媳妇。
　　在农村像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面对妻子长时间在农村教书的辛苦、带孩子的困难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作为丈夫的我却不能为她分担更多的家务，每当想起这些总会让我感到惭愧。针对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让当时的我萌生了一定要改变当前生活状况的想法。1984年初，我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她辞掉教师的工作，到县城租赁房屋居住，重新找个工作，尽快结束我俩早出晚归、奔波忙碌的现状。我当时的这一决定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太有些冒险了，因为如果没有后来参加税务工作机会，那就耽误了她一生的前程。因为与她同样条件的“代课老师”，在她离开教师岗位后的两年内也都转为了正式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