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村里人收完秋粮就没事干了，所以我们村好多人一进农历十月就开始为赶会、唱戏忙乎上了。每年这时候，母亲都要为我们做新衣服，母亲做的衣服虽不比那些巧女人做的花哨，但也做得规规整整、合适得体。新衣服在赶会、唱戏那两天穿过后，就叠好放柜子里了，等到过年才拿出来再穿。
村子里赶会、唱戏，村里人是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我们家亲戚少，人也比较寡，一般没什么客人来，但既然是全村人的重大节日，母亲也是要准备一点好吃的的，馍馍花卷自然是少不得的，灌肠也要有，还要割几斤肉，做些蛋卷，炸些丸子、过油肉，母亲不善做吃的，拿手的也就这些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总是先炖一锅肉，尔后才蒸馍馍，中午我们放学回家，就拿馍馍蘸着肉汤吃，肉汤里有很多油，拿馍馍蘸一下，吃一口，很香。一会儿肉汤就快蘸没了，哥哥就往里倒醋，这样吃起来又酸又香，味道也不错，等到肉汤又快没的时候就继续倒醋，到最后，几乎就只有醋没有肉汤了，这时我们也吃饱了。这种吃法在过年母亲蒸馍馍的时候还会重复一次。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随便哪顿饭都跟以前过节似的，可是这种馍馍蘸肉的味道却久久不能忘记，以至于经常想起来，甚而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味道，以及那个年代母亲的味道。
小商贩们也是一进十月就进村了，大街上、戏场大门外，卖桌椅板凳的，锅碗瓢盆的，花生瓜子的，葱姜蒜的，或占一片地方就地摆摊，或推着车子游走于大街小巷，货品并不多，但很热闹，算是给即将到来的大会预热一下会场。
农历十月十三戏就正式开唱了，通常是十三晚上唱一场，十四、十五中午、晚上各一场，十六再唱一场或两场就结束了。戏一开唱，学校就放假了，小孩们满街、满戏场乱窜。我不到处窜，一般晚上的戏也不看，太冷，我只看中午那场，所以我所谓的“看戏”也就从十月十四早上正式开始了。
吃过早饭，虽然离中午开戏还有两、三个小时，但是我、二哥、表姐却要开始行动了，我们是去戏场院里“占窗户”。戏场离我们家很近，也就百十来米，从戏场大门进去，正对着的是戏台，大门两侧有一排平房，那是当时村里的保健站，平房对着戏台的一侧有几个窗户，紧贴着窗玻璃装了钢筋护栏，窗户不大，高一米多点，宽不到一米，我们三个起早出来就是为着占一个这样的窗户，攀着钢筋护栏爬上去，站在窗台上看戏，谁也挡不住，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占窗户”并不轻松，起早是必须的，晚了就占不着了，还冷，还得一上午寸步不离守着，要不则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再有就是还有来自窗户内的威胁，有一次，戏开唱了，保健站里的人要从窗玻璃向外看戏，但是我们在外面窗台上站着，挡住了，里面的人就要赶我们走，祖母过来据理力争，才算没丢了阵地。当然，也有几次因为去晚了没占着窗户，便惶惶然不知该往哪落脚，只好悻悻地离去。
十一点多钟，戏场里开始打通，这是开戏的前奏，于是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向戏场聚拢去。等戏场里聚满了人，戏也就正式开唱了。这时候我们就站在保健站的窗台上，看戏台上演员们扯着嗓子唱，看戏台下观众们拉直脖子仰着头看，不知道演员们究竟在唱什么，也不知道观众们究竟能不能听懂，反正我是不懂，不但不知道戏文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戏名是什么，只听大人们说有唱黑的、唱红的、有花旦、小生还有丑儿。我最不喜欢旦角，哼哼唧唧，絮絮叨叨，象个多嘴的老婆婆，老也唱不完；唱黑的就痛快多了，慷慨陈词一番，干净利落；丑儿可真是个丑儿，不光脸谱丑，还总要在顶门心扎一小辫，边唱边甩辫子。当时看的戏也就这个样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看了一场又一场，占了一天又一天的窗户，盼了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为了穿新衣服，也许是为了能吃几顿好的，也许是为了一年中这几日难得改变的生活模式，也许就没有原因。
不过，倒也不是一点儿也不懂，比如《打金枝》、《算粮》、《空城计》、《芦花》就知道一点，有母亲给讲的，有从书里看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芦花》，至今我都记得那句很经典的唱词“腊月里数九天，雪花儿在空中悬。为什么兄絮芦花弟絮蚕棉？”
天气暖和的中午，祖母也会去戏场看会儿，她会给我们买元宵吃，一毛钱四颗，我们就站在保健站的窗台上吃，吃完了祖母还会跟卖元宵的再要些汤，看着我们把汤也喝完，才算完事。
中午的戏唱到下午两、三点就完了，人们陆续退场，我们也回家，晚上就不看了。
记不清我多大的时候，村里就不再唱戏了，我在外面上学，也无心过问这事。偶尔放假回家路过戏场，却终究没见着那一方戏台和我们曾经钟爱的窗台，听说是年久失修拆掉了。
再后来，听说村里又开始唱戏了，但是戏场已不在原地，我也没有再去看一眼。时过境迁，祖母、母亲已经故去多年，走过的是岁月，带不走的只有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