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有分量的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事实。
　　吴连登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管家”，陪伴着主席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
　　1964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大厅。“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领着吴连登，向毛泽东报告。“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的口吻很随和。“我怕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吴连登立即保证。
　　吴连登到毛家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再就是管理被吴连登称之为“仓库”的毛家唯一的杂品房。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储藏室很寒碜。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可别小看这些零七碎八的破烂，它们还派上过不小的用场呢。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这些小块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纷纷被补到了毛泽东的衬衣毛衣睡衣和毛巾被上。不过，在这个“仓库”里，也有几件像模像样的东西：50年代初，毛泽东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他回国后从来没有穿过，成为里面最珍贵的摆设。
　　据吴连登介绍：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三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每月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
　　应该说，以平常人家看，主席的工资是挺可观的，可仔细算一下就很少了：每月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和家具维护费80多元，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加上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主席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主席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要喝一斤多甚至二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主席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主席谨记心间，进城后的每年春节前，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主席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不用说，这顿面条，主席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束手无策，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阅后，不觉动了情，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
　　很明显，毛泽东家的开支几乎每个月都要闹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给他写个报告，并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钱来补贴家用。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主席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万多册书籍!至于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的120多万元稿酬，则归中办特会室管理，后由组织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
　　吴连登在毛主席那里见过很多的礼品，但他却没见过毛家人动过一指头。主席处置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水果就送幼儿园，茶叶就送身边工作人员。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内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不过，延安人民送来的一点小米、红枣、花生等杂粮，却是主席从不拒绝、照收不误的礼物。吴连登常让厨师给他煮点尝一尝。主席喝着延安的小米粥，脸上往往流露出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