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窝在家中，只能一部接一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连续剧。当过知青的我，自然对知青题材情有独钟。淋漓尽致的一组组镜头，将我带回到那段身临其境的知青岁月。揭开已经缝合的疮疤，一阵不堪回首的痛。记得当年插队，是在全太原市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生产队。最津津乐道的是生产粮食多，给国家的贡献大。这个响当当硬邦邦的指标，给我们这批知青所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磨砺生活。
　　记得当年和我一起被分到第五小队的男女知青七八位，大多是太钢的子弟。而三位正副队长均系本村郭姓大家族。那时候选拔队长，首要条件是看家庭成分，必须贫农出身。三位正副队长，清一色苦大仇深血统，一个比一个没文化。大队长经常嘴里叼着个旱烟袋，罹患哮喘，人未谋面咳嗽声先到。两位副队长头上拧着白毛巾圈儿，常年不刷牙洗澡，走过来一股子呛鼻的汗臭油腻味儿，尤其经常领着我们干活儿的润宝副队长，一对儿虾米眼，说起话来满嘴唾沫星子。集体所有制下的陈规陋习，正队长从来不下地干活，只负责出工前派活儿，吆喝着大家下地出工后，自己便折返回家，抽烟喝酒，串房檐、睡大觉……两位副队长，一位是妇女领工，一位是强壮男劳力带队，偶尔有些大田活儿，也男女混工干。这时，两位副队长就分别站在地头首尾，扯开大嗓门吆五喝六。
　　记得一次男女混工间谷子苗，两位小队长放眼一看，左边地垄苗稠草旺，右边苗稀草少，他俩脸对脸会心一笑，大声吆喝着，左边知青干，右边社员们干，难易程度傻子都明白。社员们抿嘴偷笑，知青们面面相觑，敢怒不敢言。农民们手疾眼快，很快干完躺在地头树荫下，一袋接着一袋抽烟了，知青们还在酷暑蒸发的烈日炎炎下，被熏烤的苦不堪言，不住的抹泪擦汗……
　　还有一次是村南种红薯，顺地垄刨土坑、提柳罐坑里浇水，这又脏又累的苦重活儿，不用问，又是知青的专利。强壮男劳力负责插芽苗，女劳力负责掩埋。润宝队长打了鸡血似的，脚踹知青屁股督促，满嘴唾沫星子谩骂，还有个挂在嘴边的法规，上午或下午，只许上一次厕所，时间不超过15分钟，如有违反，扣全天出勤。
　　再有一次是平田整地，也就是将高台地块的土，搬运到低洼地带，运输工具分双轮车与独轮车两种，双轮小平车两人自由组合，独轮车单人驾驭，这些话是说给知青们听的，男强壮劳力只负责装车，女劳力在目的地摊平，这种轻重缓急搭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润宝小队长带领男强壮劳力装车，一边装一边恶狠狠地说“叫你们接受农村再教育！接受老子的再教育！”直至装到轮胎压得扁扁的，才善罢甘休。拉车推车的知青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肩上勒出一道道血痕，手脚都打起了血泡，一天干下来，浑身骨架都松散了，农民们回家七手八脚，还有家庭妇女饭菜犒劳，知青们回来冷锅冷灶，喝口水都得自己生火再烧，倍受另眼相待歧视，还说不出口。
　　然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还远不止伤筋动骨的苦，而是年底的评工分环节，三个队长预先挤眉弄眼，密谋一番，然后提交社员大会，工分值名单，参会的都是裙带家族，男强壮劳力都是满分10分，女劳力都是标准8分，唯有知青不论男女都是4.5分。干了一年最苦最累的活儿，最终被润宝副队长，上嘴唇磕下嘴唇，巴咋一句懒腰斩首，社员们鸦雀无声，没有一位有句公道话，集体经济下，那种令人崩溃的压抑与道德沮丧，庸懒散的氛围。后来在我返城读书期间，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对农村体制进行了颠覆性改革。从此，农业、农村与农民，真正走上致富奔小康之路。现在回想起插队遭遇的那位润宝副队长，依旧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