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麦收前，八分区五团先后派戎占芳股长和我到清太徐河东活动。我任特务连长，任务是扩充部队和装备。这个特务连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有几个日本特务混在连里（我们心中有数）。日伪军想利用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通过这几个日本特务发展他们的特务人员，然后将连排长杀掉，带上部队归日伪。但特务连的连排长都是自己人，我们也正好想利用这几个日本特务从敌人那里搞一些枪支弹药。过了一段，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煽动战土们：“八路军长不了，还是投靠皇军可靠”等，正准备动手，没想到，我们先他们一步，由戎股长决定，将三个特务活埋了。
　　后来根据需要，特务连合并到八分区五团三连。这时清太徐四大队把我借去当“青年连”连长，原来说是暂时的，正好赶上“青纱帐”时期，四大队不让我走了。“青年连”真是名副其实，尽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五岁。指导员姓徐，才十九岁，我当时三十二岁，是青年连的“老头”。这个连的活动区域是清太徐和祁县北部一带。北至小店，南到祁北，东至徐东，西至汾河。这一带虽然敌人过往较多，但群众基础好，很有利于我们活动，有时也打一些小仗。
　　1942年元月，七专署和六个县的干部、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四大队的四个连聚集在交城山的小娄峰整训开会，由于领导麻痹，放松警戒，结果被日军的突击队（由日军中的骨干、优秀射手组成）包围。我连为了掩护地方干部和群众，打得只剩下七个人，还有十四个人在外执行任务，其余全部阵亡。我方突围出来的不足二百人，多么惨痛的教训啊！至今想起来仍感到心疼，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此后，四大队的四个连合编为两个连，原一连四连合并为二连，张四本任连长。四五月间分区司令部又把我分配到四团一连当连长。
　　第二次来到徐活动的时间是1943年1月。我调专署，原说组织“采购队”到敌占区去，后又将“采购队“改为“经济工作团”。由当时专署二科（财政科）科长徐光远领导。任务是到各敌占据点附近搞“公粮变款”（由于在敌占区运粮困难将敌占区人民支持抗日而交的“公粮”就地折合为流通货币的一种敌后工作方法）。前半年完成了敌占区东社和河口附近一带的“公粮变款”任务，后回到专署。在专署，康世恩专员叫我谈话，大意是，目前形势紧张。前两批派到清太徐河东敌占区工作的人员全部伤亡，有三个区长叛变（太二区一个，太三区两个），地下关系被破坏。你是第三批下去的，要准备牺牲，让我带领十多个人下去。我便带着地委介绍信来到清太边山，找到了清太徐党政军负责人肖靖主任。肖暂时让我留在边山跟他活动。一星期后肖又对我说，他不同意我下去，因为我带的人太少。地委也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是把“经济工作团”改为“敌后武工队”，主要任务是开辟和坚持敌后工作。
　　1944年2至3月份，清太徐的干部到边山整风。当时我正带武工队在敌后活动，因敌后工作是保密的，山上派人下来一时找不着我，等到我来到整风队时已经晚了好几天了。参加了20多天的整风学习之后，我又回到敌占区，带上武工队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又上山，在山上这段，武工队和四大队一中队合编，我任中队长（活动仍用武工队名义）。白石沟、交东、古交一带为我们活动的区域，并在交城山的上庄和下庄开荒生产。此时大队部的参谋带一中队到临县去背衣服，我便回专署向康专员汇报工作。康专员叫我当太三区区长，开辟太三区和太二区一部分（小店南边一片）。还说，有些问题你可以找地委书记、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同志。我去了之后，找到罗政委汇报了情况。罗政委说：“太三区区长由你担任，四大队一中队长你也要兼起来，清太徐的敌后工作要抓起来，你文化不高，要自己培养一个文书、通迅员，上边没有这方面的人派给你。在你活动的地方，过往物资和八路军人员出了问题你负责。”我回四大队做了汇报。秋收后，陈华代理县长兼三太区区长。一个叫张科长的任清东区和徐西区的区长把我分配到徐东区任区长。我在这里又搞了一段“公粮变款”，后回到了环境好一点的清东区休息。这时清东区和徐西区的工作员毛臭同志找到我说：“张区长负伤上山了，‘公粮变款’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结果我也没有体息成，又和毛臭同志去完成了“公粮变款”任务。此后，马乐情任四大队副政委兼武工队主任，我任副主任。
　　1945年初，我建议将徐东区改为徐南区，因为徐东区不管杜村。杜村有个张德明，他对徐沟城熟悉，我和徐沟城日军翻译官、合作社主任、伪军大队长戴六安的谈话，就是张德明起的作用。徐沟城关街长会议（即催公粮会）的召开，也是张德明起了作用。给日伪警察系长和日本司令部的探子讲话，是小武村村长叫他们来的。后来日本警察系有一个叫三娃的带了一个班投靠了八路军。有时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都是我们搞统战的结果。
　　日本投降后，常耀武县长兼徐沟县大队长，我为副大队长。
　　清太徐地区的抗日战争，是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清太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河南信阳市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