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八路军120师除奸部驻在兴县张家圪垛村。一天，侦察队向队长找我谈话说：“师长决定从师直各机关抽调一批精干的同志成立一个武装工作团，由三支队朱绍田政委负责，到八分区的晋阳平川开展敌后武装工作，咱们单位决定让你去。”我问：“晋阳平川在什么地方？”向队长说：“就在太原城南面，是咱们山西省最好的地方，很富裕，生活条件比山里好多了，是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地，因此斗争也将更为残酷。”我又问：“参加了武工团，还算不算锄奸部的人？”向队长笑着说：“怎么不算，这是咱120师的工作团，你们先打开局面，随后我们也要去晋阳平川。”工作团的每一个成员，配备一把手枪，所以又称之为“手枪队”。
　　出发前，我们先到师部列队集中，朱绍田政委给我们讲了组建手枪队的意义、任务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大意是：第一，手枪队在中共晋西区八地委和晋西北军区八分区的领导下，去晋阳平川开展敌后游击战，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建立巩固的平川抗日根据地，第二，手枪队的成员都是师首长指示挑选出来的精干同志，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到平川后，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要辜负了贺老总和关政委的期望。朱政委还强调了内部的组织纪律和团结问题，并介绍了敌战区的情况。手枪队共48人，分为5个组，他们是张辅国（张勇）、邵景斋、李邦基、杨玉和、任守珍、老陈……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好几个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朱绍田政委是湖南人，近40岁，老红军，是冀中三支队政委，工作能力强，和同志们关系好，威信很高，曾给贺老总当过警卫员。朱政委的马夫老李，警卫员小刘都是河北人，老李年龄最大，40多岁，小刘还不到20岁。
　　手枪队完成组建后，于1941年3月，到达八地委、八分区驻地交城会立镇，学习政治和军事，各组都派出一名同志到山里挖野菜，打柴，把甜苣菜煮熟放上盐和醋，吃小米饭当主菜，吃得很香，同志们都说：“这儿的生活比兴县好多了。”麦收前开了个会，准备到前方去。朱政委把肖靖同志介绍给我们说：“肖靖同志是清太徐中心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独立团工作团主任，也是咱们手枪队的政委。我们要服从他的领导。”几天后我们到了太原县、清源县边山，同清太徐游击四大队全体指战员及地方干部一起，在太原西山的杏坪村（今属晋源区——整理者）开了大会。清太徐中心县委武装部长郝耀同志介绍了当地的敌情、群众工作特点以及民情风俗，朱政委和肖书记都在会上讲了话。
　　此后，朱政委，肖书记，四大队副政委马真就带着四大队和手枪队下了山，过了汾河。进入敌占区，人住清徐县西谷村，后又转小武村。为便于活动，领导上把手枪队的同志分为5人一组，另外还有几名队员，由地方党组织安排到隐蔽点上。
　　谁料第二天，老陈带着他的5人小组（都是老红军，一个四川人，四个湖南人）去活动，在清二区西穆庄村外的高粱地里，被清源伪军大队长带着敌人包围了，他们同敌人短兵相接，拼死搏斗，打死不少敌人，直到弹尽受伤被俘，押送到太原后被日军杀害。遭到挫折后，我们分散活动，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粉坊，白天做粉条，干杂活、卖粉、晚上出去割电线、开会或同四大队一起行动。
　　1941年秋末，日寇第三次“强化治安”后，清太徐平川环境更加恶化，日伪军和敌特人员到处横冲直撞。我方公开的工作员和部队在平川不能存在，撤回了交城山，平川只留下了一部分同志隐蔽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又有几个隐蔽下来的同志被捕。我的处境也很危险，敌人常来骚扰。一个晚上，手枪队的李邦基突然到粉坊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想方设法隐蔽下来，保存力量，隐蔽下去就是胜利，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
　　后来我又辗转了几个粉坊，组织上给我搞到了“身份证”，出入太原、太谷、榆次等敌后据点都比较方便了，附近村里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卖粉的河北家后生，成功隐蔽了下来。
　　1942年正月，组织上派人来说，朱政委让我回去一趟。我即到了交城山东塔村，见到朱绍田政委。朱政委含着泪对我讲了“小娄峰事件”的情况：我方党政干部及四大队、手枪队的指战员在交城小娄峰村开会时，遭到日伪军突然袭击，双方激战，我方损失惨重，手枪队的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有的连遗体也没找到。朱政委哭着讲着，听着这令人心碎的消息，想到再也见不上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八地委领导同朱政委商量，要把有工作能力，能在清太徐地区坚持敌后工作的手枪队的同志留下来，选了我以及邵景斋、任守珍等五人。朱政委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问我有没有困难，我说：“没困难，只是我的手枪是汉阳造，不太好，想换一把枪。”朱政委让我在现有的枪里挑选一支。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流着泪挑了一支三保险的二把盒子枪，这是他当贺老总警卫员时用过的，是当时最好的一支。我暗下了决心，重返敌占区，用这支枪杀日本人。为牺牲了的战友报仇。从此，这支枪随我战斗在清太徐直到解放，它多次救了我的命，我和它真有说不完的感情。
　　三、四月间，我们返回清太徐，参加了地方工作，我任清三区民政助理。不久，清徐县县长王冰、科长张广年、警卫员杨玉和在清徐县六段地庄儿上被日伪军包围，张广年当场牺牲，王县长和杨玉和同志被捕，不久也遭杀害，敌人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一天，传来消息说，敌人又出发在边山“扫荡”。下午，我打听到有三个敌人住在六段底村，就决心先干掉他们。晚上，我和通讯员小赵悄悄地到村，叫出地下党员李三货，问清了敌人的住处，研究了当时情况。李三货回村布置好，然后叫我们进村。夜深人静，敌人也都睡着了，由小赵在外掩护，我一个人摸到敌人的住房，撞门而入，怀着满腔怒火连发六枪，三个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就被打死，缴获了日伪谍报主任赵明的新手枪一支，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
　　这一“虎穴掏崽”行动震惊了日军，我方的《晋绥日报》也作了报道，清太徐县委对我们进行了表彰奖励。
　　1943年，我调清一区任民政助理。有一次，我和科长张勇到仁义村，要召集清源城内的街长开会。刚走到村公所对面，就看见有五个日伪便衣站在村公所门外。冤家路窄，要避也来不及了，那五人喊我们过去，越喊越紧。我气坏了，拔出手枪，向敌人走去，边走边骂，一连几个连发，连打带吓，敌人以为让我们包围了，扔下自行车抱头鼠窜。这样一连干了几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特务班一个姓杨的班长通过西马峪村村长向我们说好话，还给我们办了几件好事。
　　小娄峰事件后，我虽留在清太徐工作，但同时仍把自己当成是手枪队的一员。1943年冬，我调到太原县第四区（今晋祠一带）任区长助理，后又调到太五区，（今金胜一带）任副区长，不断打击敌人。那时，西山冶峪村有一个“陶瓷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日伪据点，我们决心端掉它。1945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自卫队队长任恭昌（黄冶村人），率领20多名队员，乔装成日本宪兵队，在他们来不及提防的情况下，发起突袭，摧毁了这个据点。《晋绥日报》作了报道并受到上级表彰，南堰镇也设有一个日伪据点。4月的一天，我们打听到伪军全部外出，只有几个守门的兵，便迅速行动，带领7名基干队员，趁黄昏飞速插入据点附近，先摸掉岗哨，然后进入据点埋伏起来，待外出的伪军返回时，被我们逐一缴械活捉。这次奇袭设伏，共俘伪军30余名，缴获步枪30多支，机枪2挺等战利品。我们当场对伪军宣讲党的政策，讲清日军必败的形势，告诉他们愿意抗日的留下，想回家的发给两块银元做路费。被俘者深受感动，有不少伪军反而当了我们的抗日基干队员。我们就这样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