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8日，日本侵占太原以后，蒋阎军队节节败退，争相南逃。阎锡山政府官员也随之逃散，太原县和清徐县相继失守。
　　当年11月间，我和任悟憎同志由交城到达离石，向当时我党负责人、公开身份的是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同志请示汇报工作。经组织推荐，由山西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批准，任命任悟憎同志为清源县长，我为太原县长。清源和太原县界毗邻，都靠近敌占区，斗争环境较艰苦。经与任悟憎同志商量，仿照苏区边界县的办法，清、太两县合在一起工作。这就是清太县的来历。
　　为了开辟工作的需要，程子华同志给我们派了4名干部。杨达发（中共党员，江西人）、刘永福（中共党员，福建人）、党长胜（山西洪洞人）和特派员殷政。我们6个人，带着四支枪，离开离石，到达古交镇。在古交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旅部住了两天，由旅党委与程子华同志及上级党委取得联系后，给我介绍了抗战形势和西北边山情况，决定成立中共清太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任悟憎同志主管政府工作，杨达发和刘永福同志主管武装，确定七一四团与我们具体联系。由于党处于地下状态，我们的公开身份都是行政职务。
　　1938年元旦过后，我们来到西山的杜里坪村。杜里坪虽仅6户人家，但地势险要，后靠大山，与阳曲、交城、山川相连，可进可退，可迂回游击活动。前有南峪沟、风峪沟、柳子沟、黄楼沟、还有白石沟，都是以机动进击晋阳平川。我们的工作组一般是天黑出山，晚上下平川、过河东，白天在沟口休息。杜里坪前方五里是杏坪，右侧是东、西石窖，左有天龙山，漫山灌木丛生，低矮而茂密，夏天还有数不尽的葡萄架和高高低低的小块梯田，最有利于隐蔽游击。1938年3月，日军200人扫荡山区，进攻杜里坪。我们几个武装人员，利用地形，在密密的树林里开展麻雀战，敌人找不到我们，乱放了一顿枪，未敢再深入。上午十一时到达杜里坪前沿，下午五时许，不得不抬着尸体护撤下山去。从此，八路军、抗日政府的声誉就更大了，各村纷纷派代表来政府联系，上山来参加抗日的青年也更多了起来。杜里坪住不下了，就分驻其他村庄，不久即达二三百人。随着工作的开展，正式成立了清太县政府，建立了“动委会”、牺盟会等群众团体。同时着重发展武装，成立了清太抗日游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由杨达发任支队长、刘永福任政委，党长胜任一大队长（二大队长失记），常忠任三大队长。武器主要靠搜集蒋阎军溃退时丢弃了的，从边山的深草和庄稼地寻找。到1938年5、6月，我们有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各种步枪、冲锋枪、手枪等二百多支，子弹手榴弹都是整箱整箱的。
　　人多了，吃饭穿衣就成了大事，经过我们广泛的宣传发动，平川向山上送粮的逐渐多起来。我们又在平川动员部分富商送来布匹支援抗战，衣着逐渐解决了。
　　当时形势是很好，工作迅速开展。但是我们经验不足，不善于适应山西统一战线的特点。一切政治口号、组织形势都排除阎锡山的那一套，而我们的清太支队就设了政委。八路军政委就是党代表。引起阎锡山统治势力对我们的记恨。1938年春阎锡山派来专员陈兴邦和副专员薛文教。他们不敢来前方，住在阳曲河口镇，要领导我们。我们从解决人员给养装备出发，也想通过统战形势解决这些问题。我和任悟憎各骑马一匹，带冲锋枪一支，去和他谈判。结果谈崩了。我们认为他是光杆，我们有武装，有群众和政权，仍按我们的方针计划办，不听他的指挥，他也无可奈何。但从当时抗战大局考虑，我们对党的统一战线还理解不够深，没有把本地区的上层统一战线搞起来。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农村建党也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