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有一处老一辈留下的破旧小院。院内三间土房已没有了房顶，只剩下四堵墙和歪歪斜斜的门窗框。能住人的三间房的后墙用一根柳木柱戗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轰隆一声倒塌，把全家人埋在下边。我家的对门是一处三进三出的“梦房院”，青砖铺地，铁丝网漫天木刻砖雕精装梁柱门窗，这样的豪宅想都不敢想，但总应该有个安全舒适的窝吧。住有所居，是我儿时的梦想。父母亲更为这危房着急，多次想修，但为了治病，哪有钱修房子呢。解放后才慢慢积蓄了点钱，把房子修了一下，但仍然是土坯墙泥顶房。直到1969年在弟弟的张罗下，彻底翻修成一排六间的表砖房，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在部队时，全家五口人，住着近六十平米的砖瓦房。免费住，只交部分水暖电费，我感到很满足。1982年转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拐点。工作性质变了，生活环境差了，工资待遇低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更令我难以应对。可以说，一切从“零”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回归到了“原点”。
　　为了安排家属的工作和子女的上学，部队领导专门派“李干事”来我县，与有关部门联系。回部队后，我打听到给我安排了四间的一套住房，令我欣喜若狂。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李干事告诉我，四间房只有24平米，霎时，我愣住了。全家五口人，大儿大女的，我该如何居住呢？我心乱如麻，一时没了主意。还是部队领导想得“周到”，主动提出为我制作一套双层铁床。我理解领导的苦衷，于是我设计了一套叠起来是双层床、拼展开是可双人用的活动铁床。
　　这四间房，间量两米，入深三米。除了放几张床外，所剩空间无几，衣柜、书桌等什物，只能放在村里老家，用什么东西时，只得等到星期天去拿。屋门外砌了个不足一平米的烧蜂窝煤的“炮台火”，用以烧水煮饭；冬天把门扇改向外开，在门旮旯生一铁火炉，取暖又做饭，苟且度日。我家住房的情况，不经意间被一位与分配住房有关的领导干部知道了。他很同情我的处境，并表示有机会时给我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对我的关心，十分感激，但我并不抱太大希望。然而，机会来了！1984年冬天，在那位领导的关照下，给了我位于西门坡下边的三间正房，面积有40多平米，还有半间厨房，外面还有几平米的“风道”，可搭一个棚棚，夏天做饭，冬天堆放煤糕等杂物。是多美的一套住房呀！然而，进屋一看，令人大跌眼睛。纸糊的顶棚千疮百孔，显然是屋漏所致；黑油油门窗的过梁已被压弯变形，玻璃多被压破，窗扇严重变形无法开闭……这不就是危房吗？与我家乡的老房子的破旧程度没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入住后的第一个夏天，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屋顶到处漏水，床上、地面放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叮叮当当的滴水声此起彼伏。窗框被压得丝丝作响，前墙的泥皮土块，时有跌落。曾多次向房管所反映，他们总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修修补补，最大的一次维修是换门窗的过梁和前墙及房顶上浇沥青防漏。在这样破破烂烂的危房中，我住了十年。十年中，我认识了三任房管所所长还有十几位修房子的泥瓦匠、木匠以及修顶棚的裱糊匠。这十年，为了住房折腾得我好苦呀！难道我这辈子就住不上好一点的房子了吗？
　　改革开放的春风广播福音，集资建房给我带来了希望。那年，儿子所在单位积资建房，我先给刚结婚不久的他们建了一套，面积虽小，但总是属于自己的新房。1995年，我单位又积资建房了。我东抓西借又建了近一百平米的楼房，层次也不错，我很满意。这套房子是让儿子装修的。在我建小厨房时，他为我和过泥；在我做写字台、扣箱时，帮我拉过锯。他手巧爱动脑，他能干好这件事！他边学边干，经两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的苦干，终于像模像样地装修好了。他付出的是汗水，收获的是勤俭家风的传承。我们搬到属于自己的第二套新房时，我暗暗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的住房梦终于实现了！
　　前几年，在女儿的大力帮助下，在风景秀丽的晋祠购买了一处楼房。清晨，啭啭鸟鸣将我唤醒；打开窗户，阵阵和风送来芳草馨香。倚携老伴披霞踏露漫步在公园的林间曲径中，享受着氧吧的清新。听潺潺流水咏唱，看蓝蓝湖底鱼虾。亭阁下，品匾联诗韵；假山上，吟老歌新声。
　　感恩新时代，唱出最强音；初心永不忘，争做老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