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体现在人民衣食住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当我在《清徐报导》上看到“王冠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征文启事，不禁欣喜若狂，因它给我又提供了一次奋笔疾书、一吐为快的机会。2009年，我曾参加太原市委老干局与《太原晚报》联合举办的“讴歌新中国六十华诞”征文活动，我写的《从矿石收音机到液晶大彩电》获清徐县唯一的一等奖，并被选登在9月24日的《太原晚报》上。那篇文章，我是举了粒“芝麻”般的小例。这次，我要写一个“西瓜”——住房。
　　之所以选住房这一话题，是因我家从上世纪30年代起，几辈人对“它”都有挥之不去的心结。我家在长达数十年的典房居住中，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精神上经受了太多的折磨，我个人的感情生活亦付出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代价。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家，简直难以想象！不曾想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收入成倍地增长，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儿子、女儿，才都分别拥有了各自的住房，终于圆了全家几代人的住房梦。
　　我家祖籍清徐县西谷村。祖屋座落在村西史家巷中段路西，是一幢座西朝东、里外院的四合院。由于家族人丁增长，到我爷爷这一辈时，只分得里院南房两间，还因家人闹病，不得已卖掉。爷爷生了我父亲弟兄二人，长大后双双到沈阳“走外”。等父亲和我大爷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爷爷就用130个银元的高价，典上本院的五间西房和两间正房。可惜的是，日伪统治时期，银元犯私，房东只用极少的伪钞就将房赎走。这次典房，我家亏了个血本无归。
　　母亲嫁给父亲时，我爷爷奶奶已逝，唯一的大爷也因病而亡。父亲婚后仍去沈阳“走外”，母亲只好回娘家新堡村生活。几年后，父亲探亲回来不想再走，于是用不多的积蓄买了几亩薄田，典上房子住，落户新堡村务农。没几年，房东要赎房，因一时找不下房，这时，距新堡村仅二里的西青堆村的两家亲戚——堂伯父和姨妈，都说他们村有房可典，万般无奈之下，遂移居西青堆。十多年间，我家曾搬家六次，每回搬家，性强的母亲总要气得大病一场，母亲常说：“搬家就象投胎转世般难受！”平时还常说一句口头禅：“那怕讨吃回来，也要有个立棍棍处！”对每家房东，我们都尽量讨好：母亲做些针线活，父亲则是见啥做啥。就连10岁的我，每逢星期日不上学，都得把偌大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稍大后，还给人家把水瓮挑得满满的。
　　1960年困难时期，公定价每斤六七分钱的高粱，私价卖到三元多。某当老师的房东乘机将700斤粮食典得房子，折价40多元赎走。那时这40多元钱，只能买十几斤高粱。这回我家又亏得几近颗粒无收。
　　1961年秋季开学，已在油房堡完小任教的我，和全吴村公社刚分配来的唯一的女中师生，同时调入初办高小的牛家寨村。不意这次调动，上天竟给我送来个林妹妹。这是一个秀外慧中、多才多艺、活泼大方的奇女子。长我两岁，自称大姐，口口不离地叫我小弟弟。而此时，我家仍在典房居住，全家六口人挤在一盘只七八尺宽的土炕上，连翻身都困难。想到王宝钏尚有寒窑可守，而我连寒窑也没有。最后，我理智战胜了感情，只好忍痛割爱，主动放弃了这段姐弟恋，留下了痛悔终生的遗憾。时至今日，每忆及此，心上都隐隐作痛。
　　1963年，眼看我已到了成家的年纪，父母都很着急。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回原籍西谷村碰碰运气。凑巧的是，当年爷爷典过的那房正在出售。只是五间西房已揭卖了四间顶棚，几成废墟，幸好两间正房还在，可以栖身。饥不择食的我家迫不及待地买下，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安身之所。
　　1969年，我由西木庄完小校长调城关公社办公室工作，1970年调县公安局任秘书，1973年调圪台头公社任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75年调柳杜公社任公安特派员。期间当教师的妻子只好夫唱妇随，又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租房生活，感受了不少流离失所之苦。
　　举一例可见一斑。在柳杜公社时，妻调入离公社较近的成子村小学，租住了村民两间正房。男主人在公社综合厂上班。女主人曾患中风，但生活尚可自理，有个正上学的儿子。入住后，每逢星期日妻子洗衣服时，女主人便把她全家的脏衣服抱来让妻洗。更有甚者，每顿吃饭，女主人总来看，只要是吃白面，就拿碗来要。那时割斤肉都要证号，每当赶上村里唱戏，我便找关系托人才从县食品公司买了两副猪下水，并从生产队买下黄豆、荞麦，加工成豆腐、豆腐干、灌肠，供两家待客，还找人为她女儿买上名牌缝纫机。
　　1984年，我被调紧挨县城的马峪乡任党委副书记，妻调县城学校。我们才生平头一回住上了一套40平米的公租房。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城盖起了商品楼。我时任马峪乡乡长，在政府政策允许下，我个人出了大头，单位补助少许，买了一套建筑面积76平米的宿舍楼。
　　1993年，我调县审计局任局长，1998年退居二线。在后任局长的张罗下，审计局盖了集资楼。我分得一套建筑面积110平米的单元楼。
　　进入本世纪，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收入以几何指数成倍增长。我的弟弟、妹妹、女儿、儿子都住上了宽敞的楼房，而且还由租房户变为租房户。
　　我弟弟1965年考上初中，仅读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停课，回家当了农民。得益于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入大学，后又考上研究生，现为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全国性的几个学术研究会理事。现今拥有单位宽大的集资楼，还另买了一套高层商品楼。他家的女儿也有自己的住房。
　　我大妹是一厂属中学高级教师，有单位集资楼房。儿子警官大学毕业生，在一直辖市公安局工作，结婚时购买了一套商品楼。
　　我大女儿中专毕业后，先考上助理会计师，又考上会计师。后又读了研究生，考上了高级会计师。因单位效益不好外出打工。现在北京通州区买有一套高层住宅。她现为深圳市的引进人才，正在办理落户手续。办下后，即可购买深圳市的经济适用房。我二女儿中专毕业后，分配某厂职工医院，后进修取得大学文凭。女婿由某局下海，和父母弟弟合开门市，效益较好。现他父母和弟弟各买了商品楼。女儿他们则住着100余平米的回迁安置楼。他们家还在海南买有两套商品楼，用于“候鸟”式越冬。
　　我儿子技校毕业，分配一国营厂当工人。结婚时家里给买了套百十多平米的单元楼。现在也下了海，凭自己的努力，近期才买下一套170平米的一储两厅三卫四室的高层商品楼。
　　我还有个务农的小妹，妹夫在县城一著名醋厂上班。因小妹无工作，她主动承担了照顾老母亲的责任。母亲在住房上经受了太多的磨难，经我们商量，由我和弟弟、大妹共同出资，在县城为母亲买了套二手房，供母亲养老住。这样，小妹一家就随母亲搬到县城。小妹虽是农民，但两个孩子挺争气，儿子从某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太原一英语报社工作，现已在一大学宿舍院购得一套二手房。女儿读研期间，曾出国对外汉语教学一年，现研究生刚毕业。
　　临近本文结束，我仍觉得意犹未尽，特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出身农门、家庭成份贫农、穷到“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迹”的人家，哺育于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竟奇迹般、轻松地就圆了几代人的住房梦。真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党的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