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
我的父亲康绍才，故去距今已9年多了。时至今日，每当在清徐大街上遇到熟人，聊起天来都说，康院长那可是个“好人”。时至今日，每当在大街上遇到不熟悉的老者，我提醒他我父亲曾在清徐县人民医院当过院长，老者都会点头：“噢，知道，知道，康院长那可是个好人。”一句好人诠释了父亲的一生，是对父亲最高的奖赏，也是父亲莫大的荣光。
过去的康院长，只是一个普通的称谓，后来渐渐演绎成了一张名片，随着岁月的更替，这张名片不但没有模糊，反而更清晰，亮丽起来，这不能不使人陷入深思，一个“好”字太随意，太笼统了，探个究竟，难道真的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在里面？
每一个人，犹如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它没有名字，都在闪光，都有温暖，一颗又一颗，整个夜空都为之灿烂了，当这些渺小的星星形成众多，扩大到极致时，那就是整个耀眼的苍穹。
我如此说，更如此相信。
我的父亲康绍才，生于1926年10月19日，卒于2008年10月7日，享年83岁，自幼家寒，命运决定了他们这一代是艰苦的一代，奋斗的一代。12岁下地干农活，18岁参加八路军，在团卫生队当司药，打鬼子，闹革命，战太原，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1951年进入部队卫生学校学习，1956年考入山西医学院，1959年在太原市卫生防疫站工作，1961年调清徐县人民医院任业务院长，1975年调徐沟医院当院长，1977年6月任清徐县卫生局副局长，1985年离休。可以说，一串串跋涉的脚印，印证了父亲把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滴滴热血和汗水，倾注到清徐县的卫生事业之中。
父亲的一生就像是一棵无名的小草，渺小而执着，他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为了他人的健康与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61年，刚筹建的清徐县中心医院，坐落在南营留长顺街23号，医务人员只有33人，病床20张。
1951年就到县医院工作的老医生王建荣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只能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消毒要放在大笼床上蒸，医务人员在一旁“呼嗒，呼嗒，”扇着风箱，做手术的大夫，曾经用自行车到太谷带过氧气瓶。“康院长上任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不气馁，不灰心，一方面积极向上级筹要资金，设备，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培养人才，同时将本地有名的老中医和阎锡山的旧军医招聘进来，壮大医务人员的队伍，为县医院的发展奠定基础。”
1964年医院迁到延昌街，新建平房19间，改称清徐县人民医院，1965年又增加了小儿科，放射科，急诊室，医疗室，并能自制盐水，生理盐水，5%的葡萄糖注射液，又开展了二氧化碳结合力，血钾，血钠的测定，一般细菌的培养。
伟大的积累在一个个看似渺小的工作细节之中，是一个个平凡的付出，洒下了勤奋和激情，而造就出奇迹。
短短几年功夫，在父亲的辛勤努力下，清徐县人民医院鸟枪换炮，日新月异，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医务人员增加到八九十人，科室齐全，设备初具规模，一些常见病，都能治好，一般性的手术都能做了。1957年进入县医院工作的赵文玉大夫，见证了这段创业的时光：“康院长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徐县的卫生事业，特别是建院初期，克服了重重困难，呕心沥血，殚精竭力，奋发蹈厉，筚路蓝缕，没有一点吃苦精神，奉献精神的人是胜任不了的。他有几个闪光点：一是对同事一视同仁，对医生，护士，炊事员都一样关心，体贴，没有半点领导的官架子。二是勇担责任，抢救危重病人时，对医生，护士总是鼓励，“你们放心治疗吧，出了事，我是院长，我负全责，”没有半点私心。三是重视人才，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格外重视，千方百计留住，让其安心工作，帮助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人生重大的责任，是适应世界的现状，勇于担当，让自己成为改变和推动世界变化的一部分，然后尽自己渺小的力量，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还相对贫穷和落后，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与现在的不一样，主要病种为肺结核，夏天农药中毒的多，冬天煤气中毒的多，阑尾炎，疝气，肠胃病人多。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六七十年代清徐县曾爆发过数次大型流行型疾病，乙脑，造成上百人的死亡，并引起了恐慌。父亲与医院的同仁们，面对天孽，从容不迫，积极查找发病原因，寻找治疗方案，父亲曾经多次上省城请教有关专家教授，父亲打听到孟封乡间有一老中医有祖传的妙方，曾三顾茅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土郎中受了感动，无偿献出药方，最后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彻底根除了乙脑疾病，将瘟神送走，创造了清徐县医疗历史上人定胜天的先例。
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父亲那一颗善良的心，体现在他的种种行动中。
县医院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包含了旧社会过来的医生，旧军队下来的人员，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在那个运动频繁的年代，县人民医院可以说是在每个运动中都属于重灾区，在其它部门，因为出身原因而导致上吊，自杀，辞退，判刑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是在县医院涉及这些事情，那些出问题的人员相对较少，这不能不说和父亲对他们的悉心保护不无关系，父亲爱惜人才，各尽其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那些在历史上有关联的人员少受牵连，尽量过关，发挥一技之长，确保身家平安。父亲在暴风雨来临时面对弱者的所作所为，将人性中的善良，博爱彰显得十全十美。
一个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如果它充满了善良和仁爱的话，是完全可以容得下整个世界的。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是你的专业，二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你的价值，剩下的就是坚持，用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得更多的信任。
父亲的那颗善良和仁爱的心，如同秋天里颗颗蒲公英的种子，随处抛洒：时时可见。当时在县医院附近的老百姓口中流传着一句话：“康院长的钱，借了不用还。”那些在生活中缺盐少醋的村民们，经常向父亲三元、五元借钱，事情过后，父亲从来不要。
父亲出门诊看病，总是将听诊器预先在衣服里捂热，然后再往病人的身上放，一滴水可见人性的光辉。
每天早晨，父亲亲自带领医护人员交接班查房，查房前的病房内是焦躁不安，哭泣，一片凄凉，经过父亲与医生们的耐心解释，诊疗，查房后的病房里充满了笑声和祥和。
数不清楚多少次了，父亲参与做手术，抢救病人时，血浆不够用了，父亲总是第一个挽起袖子说：“我是O型血，快抽我的。”在父亲的影响下，医护人员献血救急，成了当时县人民医院的惯例。
省市巡回医疗队下乡来清徐，父亲总是借来自行车，一同骑着为边远山区的百姓送医送药上门，将党和政府温暖的阳光辉洒在劳苦大众的身上。
父亲随身携带的一个针灸包，常年不离身，在上下班途中，节假日，出差路上，深更半夜，随时行医问诊，数不清救过多少人的命。父亲经常用自行车将路遇的陌生病人，带回医院治疗，成为坊间有口碑的佳话，同事们戏称父亲是一个路上捡病人的院长。
医生是上天赐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医生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父亲虽然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称得上是自励与励人的榜样与楷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医院也分成了两派，父亲也被人们当作走资派，贴过大字报，但是由于父亲平常待人谦和、正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县医院在父亲的主持下，仍然正常开展工作。在县里面的武斗事件中经常有受伤的人员被抬进医院，有的医务人员由于派性观点不同，不愿意给另一派别的伤员看病，于是父亲便忍辱负重，苦口婆心地给同事们做工作：“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因为他们现在是病人，我们就要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手术刀下救苍生，心中仁爱无界限。”对于一位合格的医生，一位医院的领导，不管环境多么艰苦复杂，各方面的压力有多大，他都能抛开一切杂念全力以赴地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崇高和伟大。
1965年进入县医院工作，之后又担任过县医院院长的贾克明，对父亲这个时期的工作情况如是说：“康院长，是个好人，工作勤恳，踏实肯干，敢于替下属担责任，遇到困难，身先士卒，经常与我们一起做手术，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做了一天的手术，下午四点多才做完，从手术室的门子出去，我和他连去灶房吃饭的腿都迈不动了。”“那时候医生做一个手术补助2毛钱，4两粮票，可心里头全是想的尽到医生职责，减轻病人痛苦。没有二心，病人也较单纯，那时候，没有什么怨言和医患矛盾，如果有，因为是服务行业，遇上病人说几句，耐心忍忍就行了，不能计较……”“行医一生，功名利禄乃过眼云烟，救死扶伤为行善积德，我与你父亲一样，能在退休多少年以后，让人们回忆起来，说一声，好人，就心满意足了。”
一份份无求的境界，一个个高尚的品行，一程程无私的奉献，一番番平常的心态，从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里，我读懂了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人，体验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品味了孜孜不倦勤勤恳恳，领悟了爱岗敬业古道热肠，理解了海纳百川，无欲则刚。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如果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衡量着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那么对待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的行为，则考验着这个民族的良心。
父亲在当医院院长期间，忍辱负重，为弱者付出，为细节付出，为未来付出，做出了许多令人可歌可泣的善举，时至今日，提及起来，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我的母亲，曾给我讲过父亲的这样一段往事，有一年大年初一早晨，值了一夜班的父亲迟迟未归，母亲等得不耐烦了，便领着哥哥与弟弟前去医院寻找，恰巧在医院门口正好碰上父亲，只见父亲正帮人推着一辆平车，平车上拉着一口白茬棺材，母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就埋怨起了父亲：“大过年的，你这院长当的真够窝囊的，你就不嫌晦气。”只听父亲解释道：“后勤都放假了，值班人手少，有个农村病人去逝了，家属拖儿带女哭得怪可怜的，我顺手帮个忙，为老百姓做事就要全心全意，随时随地。”
对于以上事件，我专门求证了1951年就参加工作，父亲的老同事郭亮臣医生，郭亮臣的回答相当肯定：“有可能，有可能，凭着康院长的平民情节，平和心态，完全能放下院长的架子去帮助老百姓的。”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这样写道：“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这说明医学的最大价值，不只是治愈疾病，而是安慰和帮助病人，医生不是单纯的技术产物，而是感情产物，行医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使命。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唯独生命除外，现时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消费关系，如果把看病当成消费，是对生命的亵渎，更是对医生的侮辱。
红雨随心凝汗滴，薪火相传育桃李。
1971年进入县医院工作的李国岗，对于父亲则是另一个称谓：“康老师，是我进入医疗行业的启蒙者，授予知识的先生，教我怎样做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那时康院长不仅仅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同时还兼任着县历届卫生学校的校长，经常给我们上课，既教我们医学知识，又教育我们怎样做人，积德行善，广济苍生。”“当时县卫校定期不定期，大概办了十几届，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主要为县里的各乡镇和村里面培养赤脚医生，和初级医务人员，可以这样讲，康老师是桃李满清徐，他把杏林泽露洒遍了清徐大地的各个角落，村村户户……”
是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来到清徐这块土地，耕耘奉献，栉风沐雨，广散仁德，救死扶伤，传带育人。高山仰止，东湖容止，唯愿今日的清徐人，在他的这种精神感召下，聚集我们文明的力量，温暖整个世界。
天空，没留下鸟的叫声，但其已飞过。
翻开新修的《清徐县志》，我无意中发现有一段这样的数据，清徐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者的平均住院日，1964年至1975年，一直维持在七天，1964年以前为11.6天，1975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又在10天左右徘徊。而现在医学发达到如此程度后，平均住院日也仅仅是6.5天，这一串串数据，却在反映着一个炙热的事实，那就是，那段期间的医护人员，用相当简陋的设备，相对落后的医学知识，创造了人间奇迹，达到了如今文明时代的标准。
如何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从1967年就参加工作的总护士长高志华的话语中，也许能找到答案：“那时候的院长与医护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病人当亲人，每个医护人员都尽心尽责，以院为家，能做不出成绩吗？”“那个时候的康院长，当的可不轻松，就像一个大管家婆，医院里的一切事务都离不开他，当时的医院没有总值班，医院里有重大病人，急诊，人人都要找院长，但康院长业务熟悉，为人和蔼，一视同仁，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小护士也格外关心与照顾。他没有节假日，没明没黑，为病人服务，为医院工作，我们每个人心里明镜似的，有口皆碑，康院长真的是一个好人。”
他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我的父亲康绍才，人们大多已不知晓他的名字了，但康院长已成了他响当当的代号，成了一个好人的代名词。他也许在生活中言谨慎行，在工作中锱铢必较，没有惊人的壮举，没有豪迈的语言，他就像一颗螺丝钉，默默无闻地坚守在那里，发挥着作用，但是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个平常人通体透明，他不图做什么完人，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得到什么，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适当的位置，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
随着父亲的离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父亲走过的足迹，家里有父亲留下的医书，柜子里有父亲赠与我的衣物，大街上有路人们一口一个康院长好人的赞美，冥冥之中父亲无处不在。
这还用的着再细细寻找吗？父亲一直在我的身边，在人们的心里，被人们高高地抬举着。
人，这辈一子干嘛来了？倘若有机会去新疆的沙漠里看看，如果有一滩水，就一定有草，有草就有牛羊，有牛羊就会有人，草的价值就是让牛羊活得好，牛羊的价值就是让人活得好，人的价值就是让一切活得好。这个社会因为有了你，而多了一份美好，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时代造就了一个正直，善良，仁慈的好人。
为了未来，为了孩子，我们都应该做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