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7岁了，每每看到现在的孩子们穿着美丽时尚的衣服、上学有统一整齐的校服，吃的是各种各样美味的营养食物，学习用具应有尽有，上下学还有汽车接送……学校的教学设备与师资质量更是逐年提高……我便心生慨叹，他们赶上了一个幸福的时代。
　　回顾我们这代人的童年，特别是我个人的苦难童年，与当今孩子们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在我出生前，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年仅29岁就挑起了整个家的重担，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穷困潦倒。1937年，日本鬼子大规模入侵我国华北地区时，我才7岁。那时村里人大多四处逃难，投亲靠友、钻山入洞。母亲带着我与比我大6岁的二姐也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往东南方向距我村15里地的北田乡赵村我姥爷家而去，幽冷的月光下，我们仨背着衣物包袱慌忙地小跑着……到达村里已是后半夜了，舅舅全家人还没睡，都在后院的井下挖地洞，地洞挖通后里面能藏20多人，舅舅还在后院西墙外挖了个与地道连接的通气孔。
　　我姥爷家是个大家族，老弟兄8个，他为大。六姥爷的房子最高，站在房上能看见村外。六姥爷是放哨的，看到鬼子进村他便会在烟囱上插把扫帚作为暗号。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边玩边看，看到暗号就很快告诉大人们赶紧往地洞躲藏。将女人和孩子们藏好后，男人们就跳墙到墙后庄稼地躲藏。后来大姨夫把我们送到山沟沟窑洞中，附近的村子晚上才会派人送点干粮过来。山沟里逃难的人很多，日军飞机常来骚扰，我们后来又原路返回到赵村姥爷家。路过大姨夫家时才知道，鬼子让大姨夫带路寻找八路军，大姨夫有意带错路而被日军残忍杀害。祸不单行的是，我姥爷翻墙不慎双腿骨折，成了重度残疾。在姥爷家住了一段时间，局势稍稍平稳，舅舅才用大车把我们送回郭村家中。
　　村里遭日军洗劫后一片狼藉，日军为了减弱中国人的反抗心理，在村里成立了“维持会”，以稳定秩序。而后，逃亡的人们大多回村。母亲把我送入事变前由村里人集资开办的学堂，继续学习《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等古文。学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强令停办学堂，开始开设日式小学，强迫我们学习日语。由于日语生奥难学，同学们很是厌恶，背后都叫其“鬼语”。在日伪统治时期，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我家由于舅舅帮忙种地，母亲也参加些劳动，勉强还能度日，节衣缩食，旧衣补丁也能御寒。但不幸的是，1944年夏天，我12岁那年，一连下了几日特大暴雨，雨水侵袭我家，母亲与洪水搏斗，她把米面粮食一件件往高处搬运，苦战了一夜，渡着水一直搬到天明。母亲病倒了，又无钱治疗，年仅45岁，就离开了人世。
　　迫不得已我来到了婶婶家，当时叔叔在天津经商，一年才回一次家，家里全由婶婶操持。我的任务是打扫院子，与长工一块下地劳动，衣服破了也不给换，常吃不饱饭，忍饥挨饿，还常常被婶婶的儿子欺负。后来我逃到舅舅家，也到过我二姐家，虽然他们对我很好，但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我仍是一个失掉双亲，孤苦伶仃的孤儿。
　　1945年10月，堂哥从抗日后方回到太原，把我从舅舅家接到太原上学，有这个机遇和那段苦难的经历，激发了我自立自强的意志和决心，那时我学习非常自觉用功，上小学、中学在班里都是前几名，不落人后，不让别人看不起。因为我成绩优秀，便考上了阳兴中学，但学校食堂条件不好。当时我们只能吃高粱面河捞，压出的河捞都是短截糊糊，同学们叫“鼻涕河捞”，但就这也吃不饱，每人大半碗分着吃。在大家的争议下，“鼻涕河捞”改成了“榆皮面”，但还是消化不动，拉肚害肠胃病的同学有很多，所以我们又戏称其为“钢筋河捞”。
　　1948年后，传说北平有全公费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筹了些钱，五六成群坐北平给太原送面的运输机到了北平，上了“山西临中”，生活同样非常艰苦，每日两顿饭，每顿每人发两个空壳玉米面窝窝头，我们称其为“将军帽”。没菜，便只能买点咸盐蘸着吃，有时喝点盐水充饥。我们与北平市的许多学校联合举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要饭吃、反压迫要书读、反剿民要活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遭受过旧军警们的血腥镇压。所以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就积极投入了参军参战参工的时代热潮。有的到了南下工作团，有的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我和十几位要好的同学考入西北军政大学，由此，投入到了轰轰烈烈解放大西北的战争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