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胶片电影以来，看电影一直是小众或大众消费娱乐的最佳方式之一。
　　就中国电影而言，无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堪与好莱坞同步中国电影发轫的上海摇篮时期，还是解放后百废待兴迎来新中国电影事业百花齐放，甚至十年浩劫样板戏当道各行各业停滞倒退的文革时期，以及整个八、九十年代“后文革”解禁电影的全面复苏，无需赘言，只要翻开中国电影史，就能找到前仆后继、呕心沥血几代中国电影人的光辉名字与早已载入电影史册的不朽佳作。
　　已记不清哪一年看的第一场电影。印象中大约在6、7岁时，县电影放映队工作的姐夫送来票，由于去的迟了点，全家匆匆进入县城唯一的电影院（人们习惯叫它南门礼堂或大礼堂），片子已开演。摸黑找到座位就座，尖啸的空袭警报声响起，银幕上人们惊叫着四散奔逃，密集的高射炮炸响在天空交织成火网，一排排起火的楼房断壁残垣，一对男女闯入无人看守的旅馆……好一会缓过神来，环顾到四周坐满了观众，惊魂才定。
　　头一次触电，即感受如此震撼的听觉、视觉冲击，注定了日后将被电影的强大魅力深深吸引，欲罢不能。
　　这部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在以后数年间看了不下五次才完全看懂，以至与同学们玩耍时会刻意模仿片中米哈依船长教训托玛那样，故意吐出句“我一句话不说两遍！”“你要尽说好听的我就揍你。”
　　当时的县城南门大街与南门大礼堂绝对是全县文化娱乐中心。上两段高台阶，到达一个大平台，居中紧挨三个宽大的双扇玻璃门，前厅二层设为机房，两旁耳房为售票处，大礼堂也是当时最高的地标性建筑。
　　电影几乎每周上映两三天，若遇新电影更是从上午直排到深夜，一场接一场，有时连映数日。放映中途每遇到停电，满员一千多人都会耐心等候，来电场灯一亮，掌声、口哨、欢呼声交织四起。
　　电影真的是物质匮乏年代唯一至高无上的精神食粮。
　　至今还记得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日成编剧、金正日执导）首映时要专门坐车到省城太原宽银幕影院观看。听看回来的人说，片子很苦、很悲惨，会情不自禁哭声一片。半月后，县城调演，果然盛况空前，赚足眼泪。
　　由各校组织动员学生、家长一同观看，不限票数，定价每张二角五分（平时票价为一角、一角五分）。当时刚入小学一年级，班上有少数同学没有去看，很不理解这么千载难逢的好片，他们的爸妈为什么不给买票。幼小心灵又怎会知晓这个世界永远存在贫富差距！
　　姐夫调离电影队后，有时也能送来内部票，除样板戏外，《沸腾的生活》《流浪者》《侦察兵》《春苗》《决裂》……我和姐姐们能先睹为快当然乐此不疲。
　　有一次下午不上课，溜达到礼堂前，正上映《永不消逝的电波》，摸摸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守门的真负责，片子快完也不敞开院门，眼巴巴看着好几拨人入场又散场，徘徊来徘徊去，等到天黑才悻悻回家。
　　居住地的大队部也购买了放映机，高音喇叭喊社员们晚上看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尽管看了好多次，听到广播，照样早早吃饭，与约好的同学一道自带小凳每场必看。
　　初一从南营留校转学到了职工子弟校，上下学必须路过电影院，浏览海报，每天演什么，演几场，便更加了如指掌。常常与同班四、五个男生放学不回家，直奔大礼堂。
　　一天中午放学后，五个人每人五分钱买一个南门国营饭店的白面饼子，一起看了《五朵金花》。
　　第二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万（银茂）老师突然沉下脸说：
　　“昨天中午看电影的同学都给我站起来。”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见我们不主动承认，他挨个点名站起来四个，轮到我却没有点，明显的对我偏爱、袒护。
　　“下学不回家，居然看《五朵金花》，你们几个是想找对象不是？下午上完课都去教研室做检查。”
　　整节课，死党们站着我坐着，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也听不进讲课，心里觉得自己出卖他们似的。
　　事后得知其中一位的母亲，中午等不到儿子回家，怕其犯错又留校，跑来问老师情况。
　　三个初中班，唯我们全班同学兼校军乐队成员（我司镲）。一次年终欢送新兵入伍仪式后，武装部安排与师生一同观看《早春二月》，刚演完即有老师议论怎么能让初中生看谈恋爱的片子。
　　《望乡》是老师课堂上明令不准看的，但也有胆大的同学偷看过，说里面有光身子镜头，也听其他人说还有妓女、窑姐什么的，自己既向往又懵懵懂懂，似懂非懂。
　　挨批事件后，我学乖了。下午的电影还是同死党们照看不误，《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上饶集中营》……中午就不约他们，悄悄一个人去，当然与母亲讲好，中午不回去不要等，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此间独自看了《追捕》《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青春》《生死恋》《佐罗》《大篷车》等影片。
　　再之后每年度出的电影（包括译制片、复映片）几乎都去看，其中不乏《庐山恋》《英俊少年》《卡桑德拉大桥》等许多中外优秀影片，还有《第一滴血》等美国大片。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礼堂使用远超限期成为危房，被拆建为体育馆。选址重建的新影院坐落于新城，启用后一直观众了了，每况愈下。
　　犹记1988年与现在的太座一起看《魂断蓝桥》，进场的人本不很多，看到一半停电，走了不少，俩人在门外直等到电来又进去继续看完。
　　1992或93年，抱着三四岁的女儿在此看了应该是最后一场电影（好像是意大利的，片名忘了）。买票时售票员告知卖够5张才开机，否则不够电费，其经营惨淡可见一斑。
　　伴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嘹亮号角隐约传来中国电影走向没落的钟声。即将跨入新世纪时，没来由的特别是对新拍的国产影片突然失去既往的热情，如同喜欢的音乐一样也永远停留于此时。
　　如今不看新国产电影已坚持近二十年，但仍通过各种媒体关注这方面的报道。其实这不单单是怀旧情结作祟，而是对新生代导演、演员及作品“塌方式”否定。
　　时间已经证明这些年每年出片无数，谁能记得几部？有哪一部成为经典？又有哪一部超越了经典？
　　每当翻找出收集的老电影资源播放欣赏，总是满怀无比虔诚敬仰之心，看到动情处，依然会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而每每经过承载至少两代人欢乐记忆早已时过境迁、物换星移的南门大街及大礼堂原址，却像匆匆过客心如止水。爱恨分明的棱角，被岁月之河淘洗的浪花，冲刷得只剩一堆泡沫。往日种种好像于己无关都成过眼烟云，仿佛在这里从未曾发生。
　　套用日本电影《追捕》片尾桥段结尾：……经过一番激烈打斗，坏人死了.……杜丘从最高检察厅走出，看到等在便道的真由美。
　　真由美问：“完了？”
　　杜丘回答：“不”、“哪有个完呢！”
　　真由美再问：“我也去行吗？”
　　两人对视搭肩结伴而行，“啦呀啦……”主题音乐《杜丘之歌》同时强劲响起，俩人背影渐行渐远……空镜头推远……日文片名再次打出……
　　顶灯、廊灯大亮，音乐戛然而止，人们熙熙攘攘四面八方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