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演变中，山西传统文化发展一度引领了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影响力，深刻彰显了山西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山西传统文化久远而丰厚，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从民本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山西河津人王通是隋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认为，爱民厚生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其思想主要有：一是重民就要给民实惠，他将“富民”作为施政的基础，认为重民就要给民实惠，要“制民之产”，使人民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同时还要爱惜民力。二是国家应尽量减少税收，使民众能够自足，上下能够相安。他认识到沉重的税敛是社会贫困的根源，“多敛之国，其财必削”，应减少兴师动众，减少大兴土木。山西古代民本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节用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山西人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节用思想是荀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主要有：一是节用的全民性和统治阶级在节用中的主体性。在荀子看来，节用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哪个群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能力更强、影响力更大，所以他们更应该秉持节用思想。二是要合理利用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就是不要破坏生物的生长空间和农业的生产规律。在草木生长的时候不允许入山，鱼虾繁殖的季节不准渔猎，不耽误农夫的生产时间，其实就是合理利用资源的表现。三是节用的目的是裕民。他深知“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的道理，所以提倡藏富于民，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山西古代节用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法治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韩非，韩国人，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主张“以法为本”。其主要有：一是“编著之图籍，布之于百姓”，制定法令以后，要想获得民众的普遍遵守，就应该以成文的形式“布之于百姓”，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二是“法莫如一而固”，法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与稳定，这样有利于全民的遵守与执行。三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令必须具备最高的效力，使其成为民众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四是“信赏必罚”，充分利用“赏罚二柄”调整社会关系，治理国家。山西古代法治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吏治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山西阳城人陈廷敬是清代名臣。他认为治国必先治吏，吏不治则国不安，“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当先使俭”。他提出，通过朝廷立法，严格衣冠服饰等级的方式，使天下移风易俗，人心崇俭，“古者衣冠、舆马、器用之具，婚丧之礼，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别，因而奢僭之习未尽化也”。他认为，国家的兴盛，除有良臣之外，必须要有总督、巡抚等良吏，总督和巡抚的品德与才能需格外关注，“天下之事，系于督抚”。山西古代吏治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官德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山西河津人薛瑄是明代思想家、理学大师。在薛瑄看来，要想“居官清正”，就要做到“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于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正以立心，廉以律己”，说的是居官清正的决定因素是要心“正”，为政清廉是居官之本。“忠以事君，恭于事长”，说的是对待有道之君要忠诚，对于那些正派的长官，无论公事往来，还是私下交际，均要恭谨谦逊。“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说的是居官者对僚属、对人民、对公事应有正确的态度。山西古代官德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从思想上纠正官员的不良行为，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治国理政思想中汲取历史智慧。山西夏县人司马光，北宋中期的大政治家、大史学家。他说：“治国之要有三：一曰用人，二曰赏善，三曰罚恶。”这是司马光“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平生之思虑”的结晶，是对历代王朝兴亡治乱的经验总结。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只凭皇帝一个人的智力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因此，皇帝必须精择人才，使之分任百职。他认为要“以德取才”，在德与才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两者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德”是第一位，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称得上贤。他认为应“赏以劝善，罚以惩奸”，用人应明辨善恶、去奸用贤，用人应赏善罚恶、恩威并施。山西古代治国思想对于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管人机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西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节用思想、法治思想、吏治思想、官德思想、治国思想等等，蕴含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道理，这些“道理”可以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深刻的方法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