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或被忠于，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就像爱与被爱一样。
　　忠的最高境界，于外，是忠于正道、忠于天下，为苍生计；于内，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
　　张昭是三国时吴国孙策的重臣，孙策去世时，将辅佐孙权的重任托付给他。他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孙权的成长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策死后，孙权哭得不行。张昭说：“现在是哭的时候吗？”他扶孙权上马去检阅军队，稳定人心。他自己承担江东首辅的责任，招延俊秀，聘请名士，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他忠直而刚烈，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指责孙权的过错，就连孙权和他谈话，都不敢随便乱说。孙权喜欢骑马射虎，老虎常常扑到马鞍上，但他乐于这种刺激。张昭就严肃地批评他：“你作为人君，应该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么能驰逐于原野、骁勇于猛兽？一旦有个好歹，不怕被天下耻笑？”孙权就向张昭道歉，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愧对他们的教导。
　　孙权召集群臣在武昌钓台饮酒，让人用水泼洒群臣说：“今日酣饮，不醉倒在台中不罢休啊。”张昭变了脸色不说一句话，出去坐在车中。孙权派人请张昭回来，对他说：“大家一起高兴，您又何必发怒呢？”张昭回答说：“以前纣王作糟丘酒池整夜宴饮，当时也以为只是高兴而已，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孙权感到惭愧，于是罢酒。
　　孙权不接受张昭正确的意见，一意孤行，张昭就不上朝不理他，还得孙权向他赔礼道歉。
　　张昭自始至终不赞成孙权抵抗曹操。赤壁之战，张昭首先主降。但张昭并不是胆小懦弱的人，他既不畏惧孙权，更不怕曹操。
　　魏文帝曹丕遣使者邢贞封孙权为吴王。邢贞入门，不下车。张昭对邢贞说：“礼仪没有不恭敬的，因此法律也没有不施行的。而你胆敢妄自尊大，难道是认为江东势弱，没有一点御敌的能力吗？”邢贞慌忙下车。
　　蜀国的使者来到东吴，夸耀蜀国德政美好，群臣中没有一人能驳倒他。孙权叹息说：“如果张公在这里，不需要开口就能让他失去气势，哪里还敢自夸呢！”
　　从个人感情而言，张昭是仇恨曹操的。曹操在兖州壮大之后，派人去接他的家人。路经徐州时，徐州太守陶谦盛情相待并派部下张闿带兵护送。结果张闿半路上杀了曹操全家，劫了财物逃走。曹操将罪过算在陶谦头上，起兵报仇，大军所到之处，杀戮百姓，发掘坟墓。徐州百姓纷纷逃难到扬州，张昭因此南渡到了江东。他愤怒谴责曹操在徐州的大屠杀：“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
　　张昭主降，只因他是个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考虑个人得失的人。
　　分析当时的形势，曹操和孙权的实力实在太悬殊了，东吴胜算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一旦战败，江东或许就不免徐州那样的悲剧。退一步说，即便曹操并不像仇视徐州那样来对待江东，交战的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惨烈的。官渡之战曹操是胜利了，听起来无上荣光，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但统治者荣光的背后呢？那场为期一年的战役，袁军死了十万人，曹军死了八千人。想想是什么景象吧！为了个人的野心，硬拿鸡蛋去碰石头，张昭是不干的！尽管他与孙权的关系已完全超越君臣而近于父子，但张昭没有一点讨好孙权个人意志的意思。
　　裴松子《三国志》注评价说：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上籓汉室，下保民物”“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忠贞正直。
　　当然，有其主才有其臣。假如孙权是夏桀或商纣王，那么张昭就不免关龙逢或比干的下场。
　　诸葛亮不能说不忠，关羽不能说不义，但他们的意义无非就是延缓了分裂和争战的时间，对于天下苍生并没有什么好处。
　　诸葛亮最初躬耕于陇亩之中，并没有建功立业的打算，只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他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心血。诸葛亮的谋略自不必说，他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赤壁大战，建立威仪，强大政权，为刘备创造了鼎足而立的条件。
　　刘备死后，刘禅年幼弱小，大小事情都由诸葛亮决断。他安抚百姓、约束官员，赏罚分明，惩恶扬善，社会大治。更可贵的是他不辞劳苦，亲自带兵，多年在外南征北战，终因过于操劳而病重，逝于五丈原。他死后，司马懿看到他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唐太宗与李靖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元末陶宗仪撰写的史料笔记《南村辍耕录》中记载聂文豹的评价：“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
　　这句话是对的。这样的忠义，到底还是个人的需要，比之于张昭，还是差了一大截。
　　有些忠义之举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春秋末期，豫让与晋卿智瑶主臣关系很密切。智伯被韩、赵、魏三家攻灭后，赵襄子把智瑶的头盖骨涂漆后做成了酒杯。豫让万分悲愤，立誓要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他多次行刺，赵襄子念他忠勇可嘉，将他释放。但豫让不甘心，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将漆涂在身上，使皮肤肿烂，将胡子眉毛剃掉，同时吞吃炭块变成哑巴。再次行刺失败后，他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他象征性地刺杀几下，然后自刎而死。秦灭韩后，五代韩相之后张良图谋恢复韩国，在博浪沙想要刺杀秦始皇，只是未能成功。像这类人，忠于自己的主子和家国，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高风，可敬可佩。
　　有些人把“忠”、“信”、“孝”、“义”等各种道德要求竖起标杆刻意渲染，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一种美德本来是一种纯真的情感，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其言行完全出自自己的初心，并非为了因之而获得声名。
　　比干忠君爱国，功勋卓著。商纣王横征暴敛，荒淫无道。比干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
　　狐突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其女狐季姬、小戎子嫁晋献公诡诸，狐季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因晋献公宠姬骊姬欲立其子为太子，宫乱迭起，重耳出逃，狐突的儿子狐毛、狐偃跟随重耳流亡，先后周游翟、齐、鲁、宋、郑、楚，秦等国。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后，晋国内讧加剧，献公诸子奚齐、卓子相继被杀。齐、秦两国派军队护送夷吾归国即位，是为惠公。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九月，惠公死，其子圉立为晋怀公。为巩固帝位，削弱其叔父重耳的影响，怀公命令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人至期而归，不归者，诛其全家。同年冬，因狐突不召二子归国，被怀公拘捕。怀公对狐突说：“子来则免。”狐突回答说：“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因拒绝怀公的要求，狐突被杀害。
　　他们所信奉的是善行道义，并不惜为之献出生命。
　　纵观青史留名的那些忠臣良将，屈原、商鞅、晁错、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哪一个不是坚守了自己所信仰的正道而铸成了自己的丰碑？
　　他们都没有错，有的只是正直、勇敢和才能。因为美德而毙命，不用说悲壮至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忠者总是幸福的。楚怀王昏庸无道，还有屈原为他忧心；袁绍一个外宽内忌、优柔寡断的人，还有沮授、审配这些足智多谋的人为他效死；南宋、明末那样风雨飘摇的政权，还有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这些能征善战的人为它献身；甚至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居然也还有人敢站出来说话……历史就摆在那里，志士们前仆后继，实在不是执迷不悟、冥顽不灵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内心，必然会外化为对与之相关的人事的忠诚，并不是刻意求取，只不过是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过去明君提拔人才，最为看重的还是人品。上位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用不着树立什么楷模，倡导人们去追求，将忠信孝义这些美德功利化，那实际上是对高尚的人所具有的纯真感情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