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是一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不是一部简单肤浅的小说，如果你一开始使流于浅尝辄止，请你不要读它。
　　我想，读书是为了思想的进步，谁都希望以更少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但我读书并不是这样。也许有人会随便从书店抱回一本金光闪闪的史诗型名著，强忍着心中的压抑感，诚惶诚恐地对着晦涩的文字看上几十页后，潇洒地将它搁置一旁，让它成为书香式的装潢，等日后登门拜访的客人，可以见证自己的阅读量，奉承自己见多识广，从而得到虚荣心最大的满足。
　　但是，我却认为，即便是《月亮与六便士》这样的西方社会世情小说——没有宏伟的场面，没有复杂的关系，也不能采取这种阅读方式。花大量时间静下心来读，能够更好地走近作者。用几天时间去读作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呕心工作，岂不是一种极大的亵渎？
　　于是，我的书架上，有两本《月亮与六便士》，原版与译版，纵便译版行文流畅、词藻准确，我仍然坚持啃完原著，事实证明也的确受益匪浅。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他的一生，正如他对自己性取向的评价一样：“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于是他一生都在享受他的四分之三，掩饰他的四分之一。也正是在他掩饰的四分之一里，我们才能仰视他的艺术成就。
　　毛姆本人与他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似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证券经济人思特里克兰德梦想成为画家一样，毛姆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然而毛姆永远成不了律师，永远无法巧舌如簧、雄辩滔滔——他口吃。他开口就发出“像打字机的字母键一样”的啧啧的声音。这多么具有喜剧意味，却又是一个十足的悲剧。尴尬与羞辱贯穿他的一生，每次抬头望见的都是一双双嘲弄的眼睛。于是他拘谨、偏执、冷漠、嫉俗。他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同样如此。可是，没有口吃，也就一个没有作家身份的毛姆，世界也会少一个大师级的小说家与戏剧家。惴惴不安地，他怀揣着一颗炽热而敏感的心，察言观色，听弦外之音，感悟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别人的一举一动。作家的一生充满猜忌，随时间的流逝，对世间的信任一点点消磨，像去在天际即将坠落的太阳，奄奄一息，毫无力气。亚里士多德说：“所在有哲学、政治、诗或者艺术上有成就的人士都具备忧郁气质。”也许，毛姆正是这样的人士。
　　毛姆探寻的命题主要是人性、成长、孤独和自由。这其中不乏排斥女性，厌世情怀。在主题的宏大性上，他也许未及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契诃夫等一串灼灼发光的名字。如果我们卑微的心还不足以感知那些伟大的灵魂，我们何不退一步，去接受那些涓涓细流，让它们引导我们阅读上的初级享受。《月亮与六便士》便是这“涓涓细流”的一股，但在作家眼里，它何尝不能堪比汹涌巨浪。语言障碍的毛姆，逐步减少外在的表达形式，只能更多地充实内心。在他的价值里，用丰富而强大的心作武器，才能真正击垮他所鄙夷的一切。如何炼就超凡的内心呢？毛姆选择了多多接触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做过助产士，当过间谍，尝过戏剧，开过救护车，当过二战宣传员。为了更好地用笔表达，他首先学习各门语言，阅读诸多原著：用法文读拉辛，用西班牙文读诃尔德隆，用意大利文读但丁，用德文读歌德，用俄文读契诃夫。毛姆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方式感知着这个世界。他的女儿说：“爸爸总是不在家。”毛姆的一生，许多时间是在路上。他的人生年表上，不停地记载着赴西班牙、意大利游历，赴南太平洋游历，赴锡兰、缅甸游历，赴西印度洋群岛游历，赴远东游历……批评界因此说：毛姆天性好动、喜爱旅行。可是对于内心孤独的毛姆，与其说是旅行，不如说是流浪。这一切的经历，给了我们更多品味毛姆的理由。
　　让我们反观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七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前四者属于缺失性需要，后三者属于成长需要，它们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排列。这七种需要与生俱来，是激励和指引个人行为的力量。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名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衣食无忧、家庭圆满、生活平静而幸福，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他实现了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缺失性需要，而他选择画画，是为了实现自我。追求、欣赏美好事物，渴望充分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潜能得以发挥，这是主人公所特有的高级需要。我们称赞思特里克兰德，是因为这样的出走，有着多么崇高的艺术追求，多么强大的能力与坚定。此时，你想说，大多数人所成为的，并非是他们想成为的人，而是不得不成为的人。甚至有人认为“责任”是最大的文明，也是最大的虚伪，提倡放弃责任。因为当前这个充满物欲和复杂的关系已极少有人这样做，挣脱社会、家庭的束缚，甚至悖离人情和道德，去顺应“美”这样一个只有神才得以无限接近的天命，所以主人公的选择才显得那样珍贵。像是“另一个人的精神走到一个人的躯体里，把他自己的赶了出来。”
　　如此看来，作者是要传递一种抛弃现实、拥抱理想的正能量吗？似乎并不是，读完思特里克兰德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故事只是在传递某种关于世界的真相，真相就在那里，无关乎善恶与正负，只在于人们的眼睛。尽管作为艺术家的思特里克兰德有着值得世人致敬的纯粹，从未怀疑过艺术的神圣性，对艺术的伟大有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追求。但对于他生活的世界里，思特里克兰德几乎是个混蛋，是个恶魔，是个卑微无耻之徒。他人性的恶以他艺术家的身份淋漓地展现：习惯性地排斥社会，无止境的借钱不还，伤害救命恩人般的朋友，轻蔑、无视与自己艺术无关的一切，厌恶女性，甚至认为勃朗什悲剧性的自杀与自己毫无关系并泰然处之。
　　思特里克兰德更像是一个理想化的野蛮人，原本期待在本能的引导下接近自然，执着于创作，但在色彩强烈的社会环境的跌宕起伏下，却呈现出一种原始的、野蛮的、粗鄙的意味。从社会视角审视这个异类，他更像是得了一种良心麻痹症。而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任何一个单体的不幸，都会触动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故古人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所以，《月亮与六便士》的题解，有两种：月亮是头顶上的理想，六便士是脚下的现实，思特里克兰德选择了前者；月亮是高高在上远离世人的冷淡、冷漠与冷酷，六便士是平平淡淡脚踏实地的现世追求，思特里克兰德缺乏的是后者，值得体味的是，塔西提岛上的原始生活接近主人公的真性情，那段描写诡异、神秘而又美好，也让这段争议的人生终结于文明社会。思特里克兰德的一生有任性与浪漫，也有着无数千疮百孔的牺牲。也许，让战士感到骄傲的，从来都不是全身而退，而是伤痕累累。
　　司汤达说：“一部小说犹如一面在大街上行走的镜子。”显然，读完《月亮与六便士》，我们会发现，这并不完全是毛姆对“小说”的定义。读巴尔扎克，我们看得到小说主人公身上的扣子是什么颜色，听得到清晨的巴黎街道充斥着怎样的繁华，摸得到法国社会各异的形态的每个棱角；我们读托尔斯泰，会明白一个人改变看法时的任何细微的心理变化，知道主人公在怎样的特殊环境中做出如何不同的选择，懂得作者为你精心准备的值得玩味的“心灵辩证法”。那么读毛姆呢？毛姆本人说：“I　am　a　good　staryteler.”我想他只是很少去描写他想讲述的故事之外的东西，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懒得向你交待扣子的颜色、世态的炎凉、思想的矛盾，似乎在省略过程，直接呈现结果。故事的讲述者也存在于故事情节中，但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发表一些见解和评论，而很少去影响和破坏故事的发展去向。这样的方式，看似再简单不过，但我们却发现，故事既跌宕起伏，又充满悬念，处处发人深省。故事谁都会讲，但能够讲得这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将小众的体裁，写得那般争相传阅，便也是毛姆平淡却又新奇的小说的一大亮点吧。
　　读《月亮与六便士》，我们忍不住就想要抛弃俗物，去拥抱信仰与自由，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这样一个故事，给人以冲动，给人以激情。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曲折离奇，我们只想要在心里种一颗种子。信仰与自由是正经八百的哲学，而毛姆呈现给读者的故事书却将这样的哲学掰开了揉碎了捧到我们面前。这样一部作品大抵是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因为思考人生是一辈子的事。熙熙攘攘的文学作品中翻阅毛姆，给人以当头一击之感。小说里的世界很极端，充满了一切可能性。而反叛的人生，配上毛姆绵里藏针的言辞，独特而深邃。我不知道人性的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到美德。那又怎样？这就是人性。作者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批判人性。
　　毛姆和他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都在用信仰面对人生，他们都在努力完成一个心的旅行，无关乎束缚，无关乎现实的牵绊。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及生活时代造就了其作品的丰富性。正如毛姆在小说中提倡的：“艺术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作者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这大概是毛姆与思特里克兰德两位艺术家双双受世人青睐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