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二姐正在太原中学读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太原郊区的大片土地，阎锡山的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已临末日。学校老师被集中起来，搞什么“三自传训”，有的坐牢，有的被乱棍打死，其余则被强行拉去修飞机场。好多青年学生被抓了壮丁，已无教学秩序可言。舅舅去学校将二姐叫回了家，决定送二姐回清徐老家。可当时舅母正在生病，二姐答应待舅母病好之后再回。当舅母病愈之后，太原已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成了一座死城。二姐也就无法通过封锁线，回到父母身边。
　　二姐回不了家，可急坏了家里的父母。父亲在参加支援解放太原的同时，也多方打听有关太原城里的消息。有人说：“太原的人已经买不到粮食了，就是买上点，也是喂牲口的红大米，人吃了之后，双目失明。”还有的说：“太原学校已经不上课了，男孩子扛了枪，被逼上城墙守太原；女孩子当护士，给伤兵打针吃药。”还有的说：“太原城里乱了套，人在街上走得好好的，就会被突然飞来了枪子儿打死。”如此等等的谣言，传到母亲的耳朵里，简直如同横祸临头。整天看着太原的方向，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我的女儿回不了家，这可怎么办呀！她会不会去了舅舅家，让我放心点。”又有一则谣言传来：“有一个青年女学生，在街上走得好好的，就被阎锡山的大兵欺侮了。”母亲听了之后，竟然放声哭起来：“你这个挨刀子的阎锡山，你快快投降了解放军吧，也让老百姓好过点。我的女儿呀，这怎么能让我放心呀！”二姐回不了家，父母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被围困在太原城里的舅舅全家，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虽然早在春天就以八块银元的价钱，买了三十多块豆饼，不至于断炊挨饿，但舅母生病，又留住了二姐，整天为二姐操心，又惦记我们的父母。舅舅也曾四处打听，但总想不出能将二姐送出城外的万全之策来，只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二姐离开他的身边，有了空袭警报就钻屋檐下的防空洞。
　　有一天傍晚，一个身穿阎匪兵衣服的人走进了院子，打听舅舅家住在那间屋里，舅舅赶快将二姐推进里间。进来的是一位操清徐口音的年青人，说他叫王志华是二姐的同学，原来是被强拉当了阎匪兵，逃跑出来的。二姐告诉舅舅，这位同学是离我家只二三里远的东青堆村的，舅舅这才放了心。王志华说当了阎匪兵，每天挨打受气还吃不饱饭，还得守城墙，他是下定了决心冒死也要通过封锁线回老家。舅舅嘱咐他路上一定要小心，看看实在过不去，就返回来。又让二姐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信，让王志华脱掉身上阎匪兵的衣裳，给其穿了一身老百姓黑色的夹袄夹裤，将用豆饼做的菜饼子装了几个。嘱咐他晚上再走，不要走大路，要走庄稼地，过封锁线时要特别小心，宁肯爬着行，也不要让阎匪兵发现了。直到天气黢黑了，王志华才千恩万谢地装上二姐写给家里的信，出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邻居春世大娘来到我家，对母亲说：“听说东青堆从太原回来一个中学生，打听你家住在那条街上，要来咱村里送家信。”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母亲说：“不用等人家来送信，我们自己赶快去找吧。”父亲说：“那个同学叫啥名字？明天打听一下就去找。”我赶快插嘴说：“我知道，东青堆村的王志华是我二姐的同学，我现在就去找他去。”母亲看着十岁的我，得意地说：“还是我的宝贝有出息，可是天气这么黑，你敢不敢去呀？”我看了看外面黑洞洞的天空，确有点胆怯，但想到母亲整天坐卧不安的样子，便鼓足勇气，走出了家门。
　　夜色幽静，天空一颗星星也没有，呼呼的北风直刺我的脸庞，猛然还会传来一声声的怪叫，是可怕的猫头鹰叫，还是狼吼？狼吃人的情景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有时好像身后有人在跟着我走，扭回头看去，却一个人也没有。我便跑了起来，慌不择路又被车辙里的土块拌倒。什么也顾不得了，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跑进了东青堆的村子里。我手里拿起一块石头，去敲响了一个漆黑的大门。大门开处一只大狗便撞了出来。好在开门的大爷大声喝了一声，那条狗便安静下来。大爷听了我的话，便领上我，向村子中央走去，找到了王志华。王志华哥哥告诉我，二姐在舅舅家很好，让全家人放心。他将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之后，要送我回家。我谢绝了王志华哥哥的好意，便赶快启程往家返。
　　二姐的家信，好像定海神针一样安抚了父母忐忑不安的思念，真是二姐家书抵万金。直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二姐才回到家里和我们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