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七，妻子都特别高兴，总要给全家包饺子吃。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和她的结婚纪念日。
　　那是1970年，正逢文革时期，我家生活特别困难，父母体弱多病。我在迎宪小学当民办教师，不挣工资，只挣工分。每个劳动日，不到一角钱。虽然已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但因自己家庭太穷，自己又长得身材短小。有几位热心的朋友也曾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都告吹了。当时我心想，找一个比我家还穷的农村姑娘，只要他身体好、人品好、能劳动、能与我同甘共苦过日子，我认了。
　　同我在一起教学的牛老师，见我工作上进，待人热情，还有一股年轻人的朝气，就把他的堂侄女介绍给我。女方家在农村，家里人口多，姐妹兄弟八九个，生活也够苦的了，这个条件我觉得有点希望。
　　相亲那天，我向苗老师借了一辆新自行车，又借了王老师30元刚买的中山牌手表，去女方家相亲。到了女方家，果然如我所料，看来比我家还穷，我反而有了自信心。我们去的突然，女方没准备，姑娘还在生产队劳动。她母亲急着让人去叫姑娘回来，不一会，姑娘回家了，她母亲一边拍打女儿身上的尘土，一边说：“哎呀，今天可把俺闺女杀了个闷猪猪，还不快去洗脸去”。意思是我们来了个“冷不防”。
　　姑娘中等身材，稚中带羞，虽然不算漂亮，但也长得白白净净，不算难看。双方在介绍人的安排下简单了解了对方的情况，我基本上同意，女方表示要到我家看看，让我父母见见姑娘。
　　几天后，在介绍人的带领下，女方母亲和姑娘来到我家。当她母亲见我家的三间破屋子后说：“哎呀！屋顶上的摆椽和梁子都是裂的，把我闺女砸住可怎么办呢？”姑娘从来到走一直没有说话。
　　等几天之后，一直没有女方回音，介绍人传过来，说她母亲嫌我家穷，不同意。我们都认为没有希望了，此事也就冷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正在学校写黑板报，家里传来话说让我赶快回去一趟。回家之后我才知道，是村里的那个姑娘一个人从村里跑来了，说她同意和我处对象。我父母要我和她当面谈话。此事本来也没指望了，谁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当时被姑娘的勇敢和真诚所感动了。
　　我们的谈话被安排在邻居的一间小屋内，姑娘第一次谈对象，又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男人独处一屋，显得有些局促，手脚不知放在哪里才好。那羞红的脸上，一双眼睛低垂着，也不敢看我。是我先打破僵局，问她：“你为啥独自而来，你父母知道吗？”她说：“我妈不知道，我爹不管事。”我又说：“我家很穷，你对我了解吗？”她说：“你家在城里，总比村里好，我家人口多，你家人口少，你又是老师，总比在地里干活强，听我叔说，你是个好人，脾气好，我来了不会挨打受气的。”我听了，又一次被她的真诚所感动，说：“其实你还不了解我，我是农办，不挣工资，只挣工分，那天去你家，车子和手表都是借的”。她没有回答，我又说：“你能来，说明咱们有缘，我说三点意见，你看能否接受”。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说吧！”我说：“我是农办教师，有可能以后转正成为正式老师，也有可能回家劳动务农。第二是你来我家后不是来当小姐的，你要能下地劳动，在家做家务”。她说：“这些我都能做，在村里我还割草喂羊喂猪呢。”我说：“第三是我父母年迈体弱，你要好好待她们，做一个孝顺明理的好媳妇”。她当时表态：“这些我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你放心好了”。我又说：“我提了三点要求，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她想了想然后说：“既然我跟了你，就是要一心一意过日子，我没有别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会针线活，在家做针线活都是我大姐做。我也不太会做饭，做饭是我二姐的事，我做家常饭还行。我只在农业中学读了两年书，不太会说话，说错了也不要见怪。不要让我挨打受气就行”。我听了她的话后说：“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等以后生活好了，还买衣服买鞋穿，不用你做的。你先回去，过几天我专门去你家提亲，你放心吧！”她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向父母汇报了和姑娘谈话的情况，父母也觉得姑娘很不错，很快派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母亲虽然不太满意，但也拗不过女儿，提亲要200元聘礼，在当时娶媳妇，200元不算多，但我家拿不出了，答应给160元，后几经争取，女方同意180元，我父母只好答应。
　　结婚那天，我和同事用自行车把姑娘带上回到我家，在学校的老师和我的亲戚朋友邻居们的帮助下，婚礼办得非常节俭，顺利。为了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结婚日，我把婚礼办在我的生日这一天。
　　婚后，她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刚过10天，她就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对待我父母也很好。后来我们有了一双儿女，我由民办教师转正，她也去县子弟校校办印刷厂当了工人。全家生活虽不算富裕，也比以前大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