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41年，日寇侵占我的家乡徐沟县城已经三年多了。敌人全面推行了“以华治华”、“东亚共荣”等反动策略，伪政权机构初具规模，什么“宪兵队”、“新民会”，伪县、区政府和“警备队”也相继建立。他们能到达的大村大镇，都修筑了炮台，派驻了武装或设立了关卡。县城的“警备司令部”以“强化治安”为名，推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派遣警宪特务，潜入各村、镇，疯狂地烧杀奸淫抢掠，坑害老百姓。
日寇对县城控制得更严。四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日出开城，日落关门。白天日伪双岗守门，夜晚轮流登城楼值班巡城。不论白天和夜晚，警宪都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巡逻监视，甚至强制城关居民领取贴有本人照片的“良民证”。居民不论出城种地、走亲、上工、上学，均需向日寇出示“良民证”。
日寇采取这么多戒备措施，目的显然只有一条：那就是限制、抵御共产党、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住在城内的少年，于1942年春天，发现了抗日标语，并且荣幸地看到了张贴抗日标语的英雄。这个敢于在日寇眼皮底下张贴标语的英雄，不是我想象中的飞檐走壁、扛枪举刀的侠客，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与共产党有一点瓜葛，也看不透与八路军有丝豪联系。他就是与我同院住的照相馆店员，而且常常与我在一起玩耍的亲密朋友杜铁柱。
要说清楚我怎样发现抗日标语，杜铁柱怎样张贴抗日标语，他怎样参加了八路军，还要从照相馆说起。
我家住在徐沟县城北大街牌楼附近的益记绸缎店隔壁的大院里。院里有五间南房，被刚辞掉太谷开明照相馆差事不久的范俊文师傅看准了。他于194O年将房屋租下，办起了照相馆。靠街两间房住人、修片和存放照相器材，中间一间是走道，靠西两间是暗室，两个窗户用席片、旧被挡了个严严实实。为防止跑光，闲人是不许擅入的。照相布景设置在里院。这个照相馆开业后，开始只有范师博一人。不久业务繁忙了，便雇用了他的近亲杜铁柱，作为徒弟培养使用。
杜铁柱是徐沟王答人，年约二十岁，家境贫寒，父早逝，母子二人苦渡生涯。铁柱只读过两年小学，但为人聪明好学，能写会算。来了不到半年，照像、冲洗、修版便样样能干了。师傅遇到有急事离馆，他也可照常营业。
那时，我正在徐沟城王家巷小学读书，对照相这门新鲜手艺十分喜爱，下学后常常逗留在照相馆里，一边帮助他们干些粗活，一边偷偷学点手艺。后来混熟了，暗室也准我进去了。一两年后，在范师博和铁柱的帮助下，我不仅学会了照相、冲片，连冲洗剂的配料，放大常识也大致懂了。有时我家老人生病没人做饭，我便到照相馆吃一顿；家里来了亲戚，我便成月半载地与铁柱睡在一盘炕上，照相馆逐渐成了我的家。我与铁柱彼此相处得像亲兄弟，我的快乐与苦恼都愿向他吐露；他的家事与隐私也不对我隐瞒。
l942年三四月间，范师傅因哥哥病重，回了黑城营，照相馆由杜铁柱一人经营。一天午间，铁柱有急事外出，我协助他急冲几张居民证上用的一寸相片。不小心将一张底片掉到了定影剂里。当我用木夹将底片捞出时，底片上已经沾满了水。为了把水分弄干，我忙找软纸想把底片夹起来，无意发现冲洗剂旁修版台下，露出了红绿粉莲纸边。我搬起修版台一看，是剪裁好的十余张小条纸。为不致再办傻事，损坏了有用的纸。我把纸拿到灯下细瞧，原来是长五寸宽二寸的标语。第一页用黑色正楷端端正正地印刷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二页印的是“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以下还有什么，我不敢再翻下去了。那时，我已进入高小一年级，我明白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在日寇统治下的县城，这种事一旦被特务发现，是要被杀头的。我急忙将这些标语照原样压到修版台下，以后既没向铁柱和范师傅询问什么，更没敢向任何人提起此事。但我内心却充满了激动的思绪和无休止的担心、疑问：共产党、八路军啥时把标语送到我们这个院里的?还是范师傅和杜铁柱他们中某个人，把标语从外边带进来的?我想，不论是他们保存抗战标语，还是直接参加抗战活动，那都是一种爱国的大无畏英勇举动啊！
范师傅比我大十七八岁，是铁柱的长辈，我一直尊称他叔叔。他为人忠厚朴实，处事谨小慎微。平常我们在照相馆墙壁上画几个阿拉伯数字，他怕引起鬼子特务的怀疑，都要训斥我们一顿。像他这样的人，哪敢藏匿抗日标语呢？我想这个特殊人物，不会是范师傅，看来可能是杜铁柱。不几日，他的秘密行动，就被我这个有心人偷偷观察到了。果然，保存、张贴标语的就是他，范师傅似乎丝毫未察觉。就在范师傅回村料理家事的第三天后半夜。杜铁柱以为我睡熟了，轻手轻脚穿衣下了炕，然后传来了开大门的轻微响声。我抱着既好奇羡慕、又关心疑虑的心情，迅速穿衣跟了出去。在黑暗寒冷中，我站在门口隐蔽处，隐隐约约看到杜铁柱粗大身影正站在富隆永店铺突出的墙头前张贴标语。为不至让人察觉、影响他的行动，在他继续往南走向更漆黑的远方时，我提心吊胆地钻进大门，仍回房睡觉。
黎明前，他像平常半夜到茅房解手一般，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问：“干啥哩！”
他一边往被子窝里钻，一边答道：“拉肚子哩！”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留心观察，果然在富隆永、衙门街口、十字街、市楼等处墙上都贴出了我早已见过的抗战标语。那标语纸虽小，但十分显眼。
不久，杜铁柱请假回王答探视老妈去了。两个月后，他返回徐沟城，辞掉了照相馆的事，既没有回家，也没到解放区，却奇怪地当了伪县公安局的警察。我冷言责问他：“为啥要做那叫人骂的营生呢?”他微笑着回答：“孩子家，你懂个啥?”
三个月后，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徐沟城：杜铁柱携带几枝最新式步枪，半夜顺城墙西北角悬绳出城，投奔八路军去了。
徐沟解放后，我经查访得知杜铁柱同志早与我党有了联系。几年间，一直从事张贴标语、递送情报等革命活动。这次出走也是经党组织同意，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他到解放区后，分配到吕梁山一个独立团工作。由于作战勇敢，不到二年就提升为干部。解放战争初期，在进攻南尹村时不幸壮烈牺牲。
我的革命启蒙老师之一，我亲密无问的兄长杜铁柱同志，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他英勇无畏顽强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选自李建安《夜幕下的徐沟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