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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娟
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爷爷三岁没了妈，七岁没了爹，被他大舅领回家吃了五年闲饭，十二岁正式做了木匠。爷爷靠他的木匠手艺在外家的村子里置了宅院，养大八个子女，给五个儿子娶了媳妇。他老人家凭一己之力在我们村开枝散叶，将李姓的种子永久种在了“王姓”和“武姓”的田园里。
说到爷爷的丰功伟绩，父亲常会觉得委屈，爷爷的家族大厦没有他是建造不起来的。爷爷一介草民，遵守的却是帝王的规矩——传长不传幼，将他全部的手艺和用过的全套工具都传给了大伯。父亲排行老二，没得爷爷真传——这倒促成了一桩好事，他去村集体的老醋坊学了酿醋。父亲十七岁出师，二十岁在自家院里开了全村第一家个体醋坊（大伯却没按爷爷的设想置办一台龙门电锯）。几年后四叔娶亲，爷爷将盈利不错的醋坊变卖一空，做了四婶的彩礼。
不管做木匠，还是做酿醋师傅，爷爷和父亲都爱念叨一句“不发狠，五黄陆月也觉冷。”这就是匠人，精巧的手艺背后，还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累。
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去外地酿醋，他一个人，一双手，先做泥工——砌灶安锅，再做采购——杂粮曲种，最后才做酿醋大师傅。每次父亲出门，大提包里总少不了两样东西：铜指帽和温度计。温度计轻便，铜指帽出了山西不好买，都适合随身带。
父亲手里有了些积蓄后，我们举家北迁，在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开了一间小醋坊。父亲终于做上了醋老板。不过这位老板同时也是工人。除父亲外，醋坊里还有一个工人，我的母亲。他们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蒸、酵、熏、淋、陈”山西醋该有的酿制工序，我们一项都不敢懈怠。每天晚饭后，是父亲翻醅的时间。蒸笼样的醋醅间，无数的醋酸菌分子有如蜂箱里密密麻麻的蜂子，以一个绝对惊人的数字充斥了一方空间，将撩起门帘想要走进的人都给呛了回去。父亲自然是不怕呛的。他的鼻子在年轻时就给呛坏了，这活儿对他来说简单得很。他戴上铜指帽，掀开草盖子，深深弓下身去，双臂直插缸底。使劲一翻，一扬，一抖，一气呵成。醋醅沙沙落下，铜指帽叮叮作响，父亲陶醉在自己制造出的一曲美妙音乐中。
父亲每次翻完醋醅后都是大汗淋漓，他光着膀子热气腾腾地走出醋醅间，胳膊上粘着细碎的醋醅粉末，整个人像洗过了一次“热醋澡”。我和母亲劝父亲改用铁锹翻，技术纯熟的情况，温度尽在掌握，用铁锹翻也是一样的。父亲偏不，他说铁锹怎么能比得过十个手指，再说，用手翻，快。
那些年，我家到处都是铜指帽，很多都磨穿了窟窿眼。它们每天随父亲的手指和醋酸菌和沙石般的醋醅格斗，厚厚的黄铜被磨成了纸一样薄，后又被磨出了洞。这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颇有些相似，不同的是，铜指帽诉说的不只是坚持到底，更是匠人的辛勤和汗水。
在接到希望出版社“新乡村少年”并“醋文化”的选题后，我脑海里反复浮现的就是铜指帽和像父亲一样的劳苦匠人。2022年夏天，在深入醋企和醋企工人生活调研的过程中，我渐渐明晰：醋文化的发展应着眼于传统技艺的传承精进和世代不灭的匠人精神。它来自劳苦匠人，应该像劳苦匠人一样朴实无华。我想让孩子们走近这些匠人，他们默默无闻，他们的精神却在闪闪发光。
“着力托举匠人”因此成为我创作这部小说的神圣使命。自古醋和酒不能相提并论，因酿制成本，因雅俗之嫌。酒有酒仙酒神，醋呢，“老西儿”之说至今褒贬难论。但论酿制技艺，酒醋同源，酿醋丝毫不比酿酒容易。仙和神之外，最大的应该是“王”，这个王给了醋再恰当不过。烟火人间、三餐五味里走出一个挽着裤腿、身着布衣的“王”，这何尝不是民间手艺人最崇高、最朴素的冠冕。
既然帝王有金冠，匠人为何不能有铜冠？铜指帽作为一种劳动工具，从来都是笨拙粗糙的，无论黄铜还是红铜，因纯度不够，它们很少有光泽。现在在宝源老醋坊博物馆里陈列着数以千计的破破烂烂的铜指帽，它们曾像农家的刀斧锄头一样多而普通，它们可能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从匠人的手上走下来进入博物馆被千万人观瞻，成为山西老陈醋工匠技艺的历史见证。它们也从不会想到我会将它们写进小说，让它们成为醋王神圣的冠冕。
对铜指帽的热爱，还源于我儿时对仅有的几样玩具的珍视。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戴着大人们扔掉的铜指帽叮叮叮开战，玩得不亦乐乎。
得到最后一个铜指帽，成为“醋王”，匠人的人生得以圆满。而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儿童，面对老一辈人的固守执念，面对金钱和匠心的实际较量，在细水长流的生活中，所有坚硬都变得柔软，技艺之上，是情感，是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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