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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宝太
四
到了今天，清徐县的水稻已很少能看到了，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可是随处可见的寻常作物，就和玉茭子是一样的多，西山脚下、汾河岸边，处处稻浪翻滚，牛家寨的稻田也不过是全县种稻的一个缩影。
1979年6月10日，《山西日报》的记者驱车来到清徐县。本来报社给他们安排的任务是来观察采访小麦的生长情况，但当他们行至县城附近的吴村、柳社一带时，却意外地遇到许许多多的男女社员正在水田中紧张忙碌地插稻栽秧。
两位记者再仔细观察，发现过去的许多盐碱草滩，现在大都变成了绿油油的稻田。二人立马来了兴趣，停下车与社员们攀谈起来。社员们说，由于稻田面积的扩大，插秧时间又很短暂，要在“夏至”之前插完秧苗，所以大家都在连明彻夜地加劲奋战。
没有听说清徐县有如此大面积的稻田呀！两位记者直接找到了县委书记尹正南询问情况。尹正南向他们介绍说，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也就是近两年来的事。
清徐县真正开始种稻始于1971年，之前偶有少量种的，类似于盆中养花。这一年，有个村突发奇想，试着在汾河沿岸种了一部分水稻，结果大获丰收。这一下，许多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未种过水稻的清徐县不仅能种，而且照样能获得高产。正当人们跃跃欲试准备来年大面积种植时，老天爷却和清徐人开了个玩笑，从1972年开始，这里连续两三年大旱，旱到汾河水也断了流，人们只好打消了像南方人一样吃白米饭的梦想，在平整好的稻田里再次种上了茭子、玉茭子。后来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善，有条件的村再次试种，但规模也很小。直到1977年，全县也只有少数几个大队利用盐碱低洼地种植，面积往大了说也不过1700亩许，亩产500斤左右，距成为主食的地位还差得很远。
推广水稻种植再次被提上日程，是1978年。由于全县大搞水利工程建设，县委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各种水源，并与改良盐碱滩地结合起来，水稻面积一下子扩大到12400多亩，亩产584斤，总产达到了727万斤。
当时尹正南脸上抑制不住地挂着笑意：“1978年的实践，对我们种惯了旱地的清徐人来说，又有了新的启发，那就是只要在水利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不仅可以逐步改造盐碱草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可以变粗粮为细粮，改善农民的膳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还可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他还给记者谈了1979年的安排，全县计划把水稻面积扩大到27000亩，争取亩产达到600斤，总产比上年翻一番。并且在今后的两年内，要再努力发展一部分水地，再适当扩大一些稻田。把吴村、柳社公社逐步发展为稻麦产区，城关、高白、杨房、西谷等几个公社的部分大队也可因地制宜发展为以稻麦为主。这样就能在清徐的部分社队实现变江南的理想。
在县委的组织下，全县不断总结发展水稻种植的经验，提高改土、整地、育秧、插秧和一整套田间管理的技术。尹正南还亲自带领有关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邻近的老稻区——晋祠稻区，向那里的农民学习，大搞科学种田，不断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很快，清徐河西的农村处处蛙鸣，遍地稻香，让人仿佛真的置身江南。
在优化种植结构的同时，尹正南还把他一贯看重的种树绿化也提到了重要位置。他觉得，要改变清徐县的自然环境,就需要快速发展林业。他的目标是，争取成为太原市的绿化先进县。
在他刚调来清徐不久的1978年时，省委王庭栋书记带着工作队正在交城县进行路线教育，省林业厅的一位旧相识住在义望公社覃村大队蹲点，尹正南去看过他，顺便参观了覃村的情况。这一次参观，让尹正南感兴趣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吃惊于该村仅大队就有存款200多万元外，改造盐碱下湿的低产田也让他触动很大，回来后就在牛家寨试验并取得成功。另外一点前面没有讲，那就是覃村的植树绿化工程。当时该村在省县联合工作队的带领下，将村南的30 块方田建成了田林渠路四配套的林网，村北的200多亩沙石地建成了果木园，村西的100亩沙淤地栽植成了杨树林，一个春季就把全村绿化了。
尹正南想，清徐县和交城县相邻，水文地质、气候条件相同，人家能搞成的事，咱清徐没有理由搞不成。他组织了县、社、村三级干部几百人，浩浩荡荡开到了覃村，先是一块地一块地参观，然后就地作了动员。返回清徐后，就在全县掀起了植树造林的高潮。在他蹲点的牛家寨，也按照覃村的办法,除改地种稻外，配合以植树造林，牛家寨当年就绿意盎然，成了全县林业先进村。
到了1979年,他的这位林业厅的老相识想起了这件事，就专程到清徐县了解林业究竟发展得如何?尹正南陪着他先看了自己蹲点的牛家寨，又到西楚王、西罗白及沿汾河两岸的部分村庄和公路两旁参观，直看得这位领导喜形于色：到处都是列队整齐、成排成行、三四米高的杨柳，它们迎风起舞，构成了一幅绿色的画图，装点着欣欣向荣的清徐大地。
尹正南在清徐任职近4年，期间全县植树1400多万株，相当于1949——1977共27年全县植树总和的1.7倍。其中平川96%的耕地基本实现了农田林网化；山区造林1.3万公顷,占全县宜林荒山面积的45%。这4年中，他每个春季都要带领干部和群众扎扎实实地植树造林，一片一片地推进，从不搞花架子，全县的路旁、渠旁全部植上了树，清徐县不但成了太原市的绿化先进县，还成为山西省的植树模范县。
五
中华文化历来讲究以人为本，要推进各项工作，干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清徐任职期间，尹正南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爱护使用干部方面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当时，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按照中央要求，清徐县委已经实事求是地平反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4100 多件，干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但尹正南发现，全县的干部队伍士气并不算高昂，做起事来仍旧畏首畏脚，即使上级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也是保守执行，就低不就高，明显地是背着思想包袱，心情不舒畅，受压抑。他多方了解，才弄清症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清查“四人帮”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囿于旧的思维、做法，导致了清查扩大化，形成了新的错案；第二点，也是更集中的一点，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出现了“无限上纲”“帽子满天飞”的偏差，错整、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错误口号下，全县曾掀起过一股层层抓所谓“五种人”和“反大寨”势力的错误风气，对3个公社和39个大队进行了大会重点解剖，并把42个大队领导班子列为“五种人”掌权的班子，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1977年全县农业大减产，本来是极“左”做法与自然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县领导却硬把减产歉收的原因归结为“反大寨势力”的干扰，给一些干部群众扣上了“假学大寨”“反大寨”的帽子。
尹正南历来是个务实的人，即使在挨整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假话。他觉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如果不说清楚，这些无形的帽子，就是压在干部群众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不安定因素就难以彻底消除，干部们的积极性也就难以调动起来。
他决心给干部们搬掉这块大石头。
对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全国都没有触及，如何处理没有一点政策可作依据（1980年底中央才批转了山西省委的有关报告，就这些问题做了结论），但尹正南说，不管什么问题，也不管上级有没有安排，只要是错了的，就要实事求是地去纠正，有冤必平，有错必纠，错多少，纠多少。他率先提出，要突破“禁区”,实事求是地处理清查扩大化和学大寨运动中错批等遗留问题，分别情况，认真纠正。在他的主导下，县委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三条决定：
一、认真纠正清查扩大化错误，组成包括被清查对象参加的专门机构，对牵涉到的案件仔细复查，一件不漏。在复查的基础上，县委为全县120名清查中受株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二、凡是被视为“五种人”和“反大寨势力”受过批判的干部群众，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一律平反；对被重点解剖的那些社队，一律恢复名誉。过去什么范围内批判处理的，还要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
三、经复查，对本人有其它问题的，要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原则，错多少纠多少，错到哪纠到哪。
为了落实这个决定，尹正南还深入到徐沟公社，亲自为一些基层干部正名除虑，撑腰壮胆。东南坊大队原是有名的后进村,张效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认准了“一条腿走不动,两条腿快如飞”的道理，带领全村走农工副综合发展之路，使各项生产风生水起，经济水平居于全公社首位。但这样一位好干部却被当作搞资本主义的带头人，多次遭到批判，县里的一些领导甚至痛批他钱迷心窍。在如何纠正这个明显的错误上，虽然有县委的要求，徐沟公社党委却扭扭捏捏，顾虑重重，怕公开认错影响威信，今后说话不灵。尹正南没有强压硬催，而是下沉一线，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终于使党委一班人统一了认识，不但主动承担责任,为张效良恢复了名誉，而且授予其劳动模范称号，颁发了特等奖金。
清徐县委的这个决定，深得民心，因而受到全县上下的一致拥护。一时间，全县出现了大范围内正本清源“摘帽子”的潮流。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不少被整过的干部被重新使用，安排到合适的领导岗位，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被极大地焕发起来。
解决完历史问题，还会出现新的现实问题，尹正南照样不放过，功是功，过是过，分得很清。
有一个故事在当时很出名。
县工商局的副局长曹玉亮，曾因对大面积抽人下乡有不同看法，消极抵触，被正在整顿作风纪律的尹正南抓了典型，在大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受到撤职处分。当时不少人都议论说，这一下可是撞到了风头上，前程算完了。但曹玉亮这个人很豁达，并没有因为丢官而背上思想包袱，反而麻利地打起背包住到村里。下乡一年当中，他任劳任怨，工作很卖力，特别是在帮助村里抓林业上出了不少点子，很有创意，很有成效，村里人交口称赞。尹正南其实也一直关注着他，在考察了他的现实表现后，很快向常委会提出建议，将他直接提拔为县林业局局长。曹玉亮也不负众望，上任后一心扑在工作上，踏踏实实抓绿化，使全县林业建设大有起色，清徐县也获得了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称号。这就是被一些人戏称为“捉放曹”的故事。“捉放曹”的故事在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人说，尹书记这个人要求虽然严厉，但用人上也不带框框，标准大家都看得见：工作干得好，受表扬，受重用；干不好,就是官位再高也不留面子。当时的县委、县革委的几位副职，就曾因某个环节工作不力受过他的严厉批评；而想办法做出成绩，照样放手大胆使用。
还有一位干部叫武振国，是县社队局副局长，有人反映他在抗洪期间回家盖私房，县里未作全面核实，便作为反面典型给予了撤职处理。但武振国能够正确对待此事，工作一如既往,实绩也明显。后来有关部门发现此事与事实有出入，是处理错了。尹正南得知后,亲自找武振国赔礼道歉，予以纠正，并风趣地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从对推动全局所起的作用讲，你还是有功的。”不久，武便被提升为社队局局长。人们见了武振国，都说他是因祸得福，是“丢了副局,拾见正局”。
在当时，社会上的“派性”残余还是存在的，他的直爽性格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曾经有一位干部就直截了当地向他请假，称要到市里告他。尹正南既不生气也不恼火，而是明确答复不准假，告状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事后仍然对这位同志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疏远。正是他在干部中不分远近亲疏，广泛地团结同志，所以那个时期全县的干部队伍风气比较正，战斗力也强。上面的几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用人之道：那就是重实绩，重能力，重现实表现。人们都说，这“三重”之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种强大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好诠释。
六
现在来说说那几年的兴修水利。
共和国建立以来，清徐人一直在搞水利建设，根除了水患，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水利工程更是普及到每个乡村。到今天，虽然因为生产方式由集体作业改为了个体生产，遍布于田间的小型工程九不存一，但较大的工程仍在造福着清徐百姓，特别是分布在西边山脚下的清泉湖和清泉西湖，就像两块巨大而晶莹的碧玉镶嵌在清徐大地上，与上苍赐予的东湖一道，改善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内容，装点着清徐本就天生丽质的河山。
这两块碧玉，都是在尹正南主政清徐时建设或完工的。
今天已经成为清源城区一部分的清泉湖，也就是北营水库，虽然主体工程建设于尹正南上任的两个月前，但后续的工作量仍然很大，水网的优化、水库的扩建、周边的续建美化、容量的测试调整、水源的配套、水量的蓄积和防渗、用水分配、管理，都是在大规模组织农民集中会战后由尹正南组织机关干部利用休息日完成的。
吃过多次大旱灾苦头的清徐人深深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当然就是人的命根子，缺了水，要想安身立命、解决温饱，那是难上加难。20世纪七十年代，农业是全县的主要工作，从县里的主要领导到农村的社员，天天考虑的都是多打粮食。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向水利要产量成了人们共识。1976年春，一项宏大的西边山水利工程动工了，主要内容就是把山下因年久淤堵、效能低下的小水利扩建为大型的水库，以适应工农业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需求。第一阶段是扩建北营水库，可惜的是开工不久就停工了。据当时报载，其原因是受到了“四人帮”伸向清徐县某黑手的阻挠。
1977年冬，清徐县委借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的时机，也是受了尹正南在屯兰川战绩的鼓舞，下定了决心要完成这项工程。当时采取的是大兵团作战，组织5300多名民兵，出动了200多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马车等，全部集中到当时还是大片农田的白石河畔。投工33万个，动土51万立方米，奋战三个月，平地出新湖，一座在北方平川地区少见的蓄水250万方的大水库——清泉湖就初具规模。这座水库，在尹正南接任后，在1978年8月继续投工投力，扩容续建，使之达到湖底62万平米，设计容量250万立方米，承接蓄积了平泉一带出水量达0.625立方米/秒的9眼自流井的甘泉，很快就浸润了附近2.5万亩农田。为了有效发挥水库的作用，还新修了14华里防渗渠道与之配套。一鼓作气，再造新湖。
在清泉湖工程胜利完工后，1978年秋冬，尹正南为班长的县委再次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动员令。这次的目标是在太汾公路沿线水屯营村边的千亩沼泽地内，建设一座容量要比清泉湖更大的水库，同时新增稻田12000亩。
之所以选在这里，除了其上游有都沟河、泽渔河的洪水需要缓冲排泄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附近的太汾公路沿线有两万多亩土地盐碱化严重，“春天一片白茫茫，秋天到处水汪汪”，粮食平均亩产最高只有二、三百斤，不少年景甚至绝收。如果有了水源的保证，就可以将其改造成优质高产的稻田，进而保证和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
修这个水库的念头，从尹正南一来清徐时就有了，盘算了差不多有十来个月，心里的算盘珠子拔拉了无数遍。因为1976年以来，县里在西边山一带打成深井14眼，其中自流井就有11眼，流量每秒1.5立方，除了当地村庄边出水边利用一部分外，平泉村附近的蓄进了清泉湖，但梁泉一带的5眼自流井每年还有近2000万方白白流掉，着实让人心疼。尹正南提前安排人早就开始了设计和测量，做好了前期准备与规划。按照设计，这项工程设计蓄水量为400万方，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可蓄水230万方，需平地筑起4米高大坝3750米，动士20余万方，需用工168000个。
这一年的10月20日，会战清泉西湖的宏大战役在水屯营村南打响了。为了充分调动参战人员的积极性，既保证时间质量，还要少花钱，尹正南和他的决策班子动了不少脑筋，采取了有别于过去的新做法：
一是坚持三个区别：第一个叫任务区别。受益区按受益面积每亩摊工1.5个，非受益区的平川社队按人口每人摊土方0.7方，山区大队一律不摊工；第二个叫付给报酬区别。受益区每工补粮一斤，补钱四毛，非受益区每工补粮一斤，付给报酬九毛。以上完工后立即兑现。第三个叫会战时间区别。县专业队800人，10月20日第一批上马；受益区3000人，11月2日第二批上马；非受益区4000人，第三批上马。既保证各类地区“三秋”工作顺利完成，又使会战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二是坚持多劳多得，不吃“和子饭”。会战实行定领管理和定额计酬，超额奖励，谁超谁有。县里向各公社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工效越高，报酬越大。各公社根据本社情况自行制定具体办法，要求是能确保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集义公社提出，在规定时间内完工的，每人每天奖励五毛钱，完不成的只补给两毛钱的生活费。吴村公社则规定，超过本社所定标准工的钱粮补助，全部归个人。这样，社员愿意干，队里也不贴钱，就调动起了集体和个人两方面的积极性。
作为人武部的第一政委，尹正南还充分发挥民兵的军事化优势，坚持劳武结合，有急难险重任务就让民兵打头阵，锻炼队伍。他还冒着被人批判“奖金挂帅”的风险，拿出一万元做为奖金，在参战单位中开展了劳动竞赛，在工地上营造出你追我赶的争先氛围，促进了工程进度。
搞工程，光有热情还不够，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县里从本县可怜的家底中凑了9万元，又争取到国家资助10万元，共是19万元，这就是修建水库的全部资金。其中5万元用于县专业队购置工具、设备和灶具，13万元支付会战劳动报酬，1万元被挤出来，作了会战奖金。
除了钱，还有数千人的吃喝。当年全县粮食增产5000多万斤，除社员每人吃粮460斤、向国家交售4000多万斤外，县里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又向全县附加征用了百分之零点四的粮食，作为这次农田基本建设的专用粮。
响应县委的号召，全县各行各业也是想方设法为工程提供支援。电业局把拆回来的旧高压线和准备建变电站的新高压线全拉了过来，优先保证工程使用了半个月，竣工后马上拆回归位，还为工程提供了3400元的低压线；交通局也把搭便桥用的材料先提供过来使用，一竣工就全部收回。许多单位提供的东西都是修旧利废，拿在明处，用在正处，一清二白。
到了11月15日，土方工程就胜利竣工。县里也说话算数，立即兑现诺言：县专业队能攻坚，能突击，完成任务出色，又支援了别的社队，得到奖金5000元。在各公社当中，吴村公社获第一名，得奖金800元，西谷公社获第二名，得奖金400元，高花公社获第三名，得奖金300元，并有141个先进集体和2057名个人获得锦旗、镜框或奖状、奖品。一时间，人人眉开眼笑，个个喜气洋洋，全无打完大仗后的疲态。
12月上旬，水库完成蓄水。1979年开春，附近的村庄就有8000亩的土地得到了这座水库的灌溉，久渴的旱地终于能按时浇上了清冽的泉水，15公里长的太汾公路沿线旱地变成了水田。与水库一路之隔的油房堡得水利先机，一下子就种了700亩水稻，村里村外蛙声四起，稻香飘逸。
可惜我当时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脑袋里的词汇实在有限，给猪羊割草之余，见此美景，也只能与伙伴们兴奋得奔跑跳跃来表达内心的欢欣。
如果时光真能穿越，我一定会绞尽脑汁，纵情歌唱：
银锄落处涌新泉，飞瀑垂虹溅玉烟。
遥看千山中隐翠，欣得两璧梗阳欢。
革除弊政担当勇，发展民生笑语喧。
碱屑盐花风扫荡，汗珠稻浪满乡间。
随着水利事业的迅速发展，到1979年时，全县的44万6000亩耕地中，水浇地已达到36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进入全省水地面积较多县的行列。因为水能保证，全县的种植结构得到改善，粮食产量和整个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稳步的提升，特别是社员收入不断提高，1979年时全县农村社员的平均收入即达到了120元，成了全省社员平均收入较多的县份之一。
而作为大干水利工程的决策者和主要组织者，尹正南也付出了许多。几个水利工程都是在秋冬干的，天气寒冷，他却能做到连续几个月干在工地，吃在工地。据参加过工程建设的人回忆，这个人很普通、也很朴实，特别能吃苦，重活、脏活干在先，平时粗茶淡饭不讲究吃穿,成天和群众搅和在一起，没有一点架子。在工地上，他走到哪里，哪里社队干部和社员的话匣子就会被打开，哪里就不时地响起欢声笑语。有次难得回了次家，他老婆见他特别疲惫，就想让他多休息一天。他答道，我休息好说，可工地上的人咋个办呢？他得了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就这他也没有耽误下工地。当人们关心地问询时，他总是很快转移话题，十分兴奋地谈起水库修建好后蓄水、浇地、养鱼的美景，展望它给农村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效益。
尹正南主持清徐工作期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清徐和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关头, 正是由于他正确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而为清徐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2025年1月8日，我出差河南，一进兰考县城，墙上的一条欢庆农民丰收节的标语让我瞬间泪目：焦书记，今年粮食又丰收了！
如今，尹正南离开清徐已近半个世纪，告别人世也有24年之久，今天的清徐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全山西省屈指可数的富裕县。他所殚精竭虑、日夜操心的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早成了历史，但他那亲民爱民、把民生时刻挂在心头的情怀，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担当，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风范，团结同志、与人为善的品行，以及出色的工作业绩，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环境的改变而失色，而是像清泉湖、清泉西湖这两块碧玉一样，镶在了清徐大地，嵌在了百姓心头，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访问了康培和等经历过有关历史的老同志，并参阅引用了《山西日报》及任传兴、李东复、康培和、王茂华、刘长顺等同志的有关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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