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宝太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7月4日，清政府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即甲辰恩科考试，次年即宣布所有的乡试会试，包括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这样，我国从隋朝开皇年间始创、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划上了句号。
科举制度，是隋、唐、宋、元、明、清历代选拔人才、铨选官员的重要手段，是在汉代“察举”“征辟”和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之后形成的新型选官制度，克服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员的弊端，打通了下层人士通过读书努力向上的进身通道，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会试合格通过殿试者称为进士。科举制度建立以来，山西共出现3725名文进士。在元代以前山西也出过状元，但明清两代虽然进士众多（两朝进士总数超过5万人，山西占5%左右），却未出现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很少，与文风茂盛的江南相比不值一提。
具体到清徐县，则表现更为一般，在山西省各县中，考中者人数并不靠前。两县历代共考中进士29名（清源19名、徐沟10名），且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比之邻近的阳曲县(含今太原迎泽、杏花岭、万柏林和尖草坪区)的120名、太原县（今晋源、小店二区）的84名、榆次县的65名、太谷县的45名和文水县的59名要少许多，若清、徐分开来看，就是比交城县的26名也少。举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民众眼界都是主要原因，但两县面积小、人口基数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稀缺到凤毛麟角的地步，民国时代在清徐两县享有崇高名望者，大部分是清末取得功名之人，特别是进士和举人。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为此特开“恩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进士考试。因为之前八国联军毁坏了北京的顺天府贡院，所以本届会试是在河南开封贡院举行的。这次考试共有273人通过，称为贡士，取得了参加这一年7月4日在北京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资格。最后，除一甲三名进士及第外，二甲录120名，有山西士子两名，赐进士出身；三甲录150人，有山西士子7人，赐同进士出身。这9个山西士子，是山西科举史上最后的进士。清源城内今迎宪村梁后头的梁成哲考中了第三甲第12名，被赐同进士出身，他也就成为了清徐县历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
写到这里，想起了清末一个流传很广的对对联的笑话，也是说科举的。虽然中了进士者在普通人眼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在进士如云的京城却存在着一条鄙视链。同是进士，但第三甲的含金量比第二甲差很多，二甲可以立时授官，三甲只能候补等待，比第一甲更不可同日而语，那是立马要进翰林的。因为三甲进士的正式名称是赐同进士出身，一个同字让他在前两甲面前自惭形秽，很失面子。曾国藩就是同进士出身，他知道同乡左宗棠宠爱小妾（雅称如夫人），曾为之沐足，就出讽刺上联让左对：为如夫人洗脚。结果左的下联脱口而出：赐同进士出身，怼得曾半天不吭气。
梁成哲（1866年—1940年)，字晓峰，晚年号懒馋老人，著有《懒馋老人词集》。他虽然中得就是三甲的同进士出身，但在清徐县，却仍然是多少读书人几世不可企及的奢望。
梁成哲像
今北京孔庙中刊有梁成哲中进士的碑刻
据查，梁成哲出生于商业世家，祖父、父辈均经商，幼时家庭生活富裕，有优越的读书条件。他聪敏过人，过目不忘，才华横溢，历次考试名列前茅。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中进士后，于当年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学政治、法律，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在日本，与阎锡山政见不合，看不惯阎锡山的为人，发誓不与他共事。宣统元年归国至辛亥革命前，任直隶省（河北）枣强、安国等县知县，辛亥革命后返晋，在省城任闲职，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辞职在清源老家闲居，以书法绘画消磨时光。民国24年（公元1935年）任清源县文献委员会主任虚职。民国26年清源沦陷后，出任伪清源县维持会会长，次年改称伪县公署知事，又改称伪县政府县长。任伪职期间，曾努力保全百姓免遭日军杀戮，同时也为抗日政府送过物资，并销毁各村为抗日政府送给养的名册，民国29年病故。
有清一代，乡试难而会试易，所以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是说生员考取举人比举人考取进士还要难。但只有考取了举人，才有资格去考进士，参加会试考取进士才是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在甲辰恩科会试之前，全国还举办了两次乡试，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壬寅科乡试和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癸卯恩科乡试即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乡试，其中前一次是补行两年前因义和团运动而停办的庚子年恩、正并科考试。1904年甲辰科进士考试就是在这两次乡试基础上举行的。
这两次乡试中，壬寅科乡试属山陕合闱，两省考生都在西安参加考试。据此届乡试的《十八省同年全录》，本年山西共得正榜举人140名，副榜24名，其中清徐两县共有3人中举：刘文炳（徐沟县禀贡生候选教谕、第15名、27岁）、刘安邠（清源乡学优禀生、第90名、29岁，县志误刊为郭安邠）、杨丕烈（清源乡学附生、第111名、22岁，县志未录）。癸卯恩科乡试全省共得正榜举人70名、副榜12名，是上一年的一半，清徐两县只有1人中举，即刘赋都（徐沟县优禀生，第40名、29岁）。两次考试清徐共有4人中举，成为本县历史上最后的举人。
光绪壬寅科和癸卯科《山西乡试题名录》刊载的刘文炳、刘安邠、杨丕烈、刘赋都的中举情况。
《清徐县志》和《清徐教育志》载1902年壬寅科乡试中举的还有清源县的陈受中、洛鉴明，但并不见于这两次考试中举名录。这是因为，这两位虽然都是民国时期清源县响当当的著名人物，但二人却确实与此次乡试中举无关。其中陈受中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回国参加了朝廷的殿试，又经第二年的复试，被赐予了举人身份，俗称“洋举人”。而洛鉴明则更与举人身份无关，他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20岁时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朝最后一科的秀才，1902年时尚无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该志中载梁成哲中进士也在1902年，当是1904年之误。
刘文炳（1876年—1954年），字耀藜，号餐菊，徐沟县宁家营村人。1902年考中举人后，又考取公费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哲学与自然科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返国后曾任徐沟县金河书院、清源县清源书院山长、山西省咨议局议员、山西大学堂教务长、内务部和教育部佥事、司长、北平《新晨报》主编等职，参加了辛亥革命。1929年徐沟县县志局成立，该被推任为总纂。1933年县志局停办，他自筹经费继续编写。1937年日寇入侵徐沟沦陷，他不为侵略者服务，携志稿长途西行到了甘肃天水，历尽艰辛，以一己之力，于1942年完成了《徐沟县志》的编纂。在全志完稿时，他在志首题诗“干戈落落五周星，抱器西来毕汗青。写出秋风汾水色，梦魂夜夜萝摩亭”的诗句，以记其中的酸甜苦辣。
刘文炳像
刘安邠（1872年—1945年)，字筱洲，清源县城城南三（今南营留村）人。该出身当地名门，明清以来甲第连科，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曾有兄弟三人同科中举，一时名扬三晋，其所居巷子刘家巷后改称举人巷，沿用至今。刘安邠中举后曾任河北省长芦盐税局局长，民国初任清源县公款局局长（即财政局长），后终生从教，民国30年（公元1941年）任清源县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刘赋都（1873年—1922年)，字左三，徐沟县城西南坊人，是徐沟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光绪癸卯（1903年）中举后，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尤精于数学，并熟悉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音乐等科，先主讲于交城养正书院与清源梗阳书院，后任金河书院山长，民国时任徐沟县劝学所所长，为徐沟普及教育竭尽全力，终于把徐沟教育事业推向历史高峰。山西提学使嘉奖徐沟教育时说：“山西教育之普及，将自该县开始。”并为刘赋都颁发了记大功嘉奖令。后任太谷县视学、山西省国民代表。
与三位刘姓举人又是入《县志》，又是入《教育志》，媒体、网络上多有介绍相比，与他们同期的清源县另一位末代举人杨丕烈，则不但籍籍无名，甚至几乎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几番寻访未得片语。向收藏古籍资料较多的网友求助（本文图片主要来源于他），他查了手头的资料也说仅在《壬寅山西乡试录》里出现过一次。幸有县文联续鹏飞主席前几年收集过一张照片，提供给我，才有了杨举人的只言片语。
那张照片是齿录中的半页。齿录是科举时代同时考中者的类似通讯录的简介类资料，记录的是考中时的个人情况，没有之后的信息。虽然遮挡了半边，但还是可以看清被挡的是其祖父、父亲的情况。据此，可知杨丕烈（1880年—？)字农山，号餐梅，是长子。他出生于光绪六年，父亲是太学生，当过翰林院待诏的九品小官，退休后还被选为乡饮大宾，属乡村宴饮时地位尊崇的荣誉身份。杨丕烈中举人时只有22岁，有一女名玉香，尚无儿子。他中举以后的发展情况无法查到。由他的姓氏为杨分析，他有可能是清源县杨姓聚居较多的阎村或杨房一带人氏，当然仅是推测。
此外，在清宣统元年即公元1909年的七月初五，山西省的19个府（厅）还同时举行了清代最后一次拔贡考试，八月初六在太原进行了复试，最后发布的《抚宪覆试拔贡榜》上有243人合格，其中清源县2名，为杨生春、常燮中，徐沟县2名，为梁耀墀、宁芳。拔贡虽非正式功名，但能通过此考试，就有了进京入国子监学习的资格，相当于可以进入国家行政学院，毕业后有直接做官的机会，可见这4人也是清徐两县的佼佼者。
《抚宪覆试拔贡榜》刊载的清徐两县拔贡考试合格名录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友拭桐阁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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