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宇
1944年4月23日（甲申四月初一），我出生在山西省清源县永定街举人院（现为举人巷4号院）。举人院是一处二进的院落。进了大街门是一个不大的外院，进了二门才是个宽敞的里院，五间南屋为正，东西厢房也各五间。整个院落宽敞、清静、明亮，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举人院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使人感到醒目的是大街门头上的两个篆字“勤俭”和二门上遒劲而又秀丽的“种德第”三字。原先在南屋檐下曾挂着两块大匾：“文魁”和“副魁”。当时，我的家庭有曾祖父、曾祖母、祖母、父亲、母亲、叔父，叔母。我有一位哥哥，曾祖父为哥哥取名耀曾；为我取名继曾，乳名二宝。
我的家庭是一个有着数百年文字记载的诗书世家。根据《刘氏家谱》记载，我刘家本贯陕西西安府泾阳县，始祖刘海于元代至正年间迁来山西清源县城南三、城南二（清康熙年间清源县徐沟县合并，为徐沟县）。从始祖刘海算起，我和哥哥是清源刘家第25代。清源刘家经历了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国、新中国。这些地方志和家谱记载，清源刘家始祖刘海是贡生，明清两代刘家出现过进士6名、举人10名、副魁(副举人副榜)4名、太学生9名、贡生5名，生员(秀才)无以计数。
曾祖父刘安邠，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当时规定，四年一届乡试，选拔举人。因为八国联军侵入，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本应该在庚子年举行的乡试，没有如期举行，而改在第二年辛丑年举行，庚子年为正科，辛丑年为恩科，一并举行，因此叫做恩正并科。这次乡试在西安进行，大主考是翰林院修编、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撰文教习庶吉士、国史馆功臣馆撰修编书馆总纂曹福元以及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杨士燮；同考试官有：大挑知县童锡笙、大荔知县张祥龄、署中部县知县罗柏龄、即用知县林扬光、洵阳县知县刘德全、葭州知州陈泽霖。
我的曾祖父刘安邠的父亲刘应诏字丹圃号苹洲，癸巳年恩科副魁，也就是副榜、副举人，封赠交林郎。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之前，老人家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但是由于家庭贫寒，“举人”功名被别人买去，所得的钱买了升平巷的一处院子。再次考试中了副榜，在院子里悬挂了“副魁”匾额。后来他的儿子我的曾祖父考中举人，将“文魁”匾额和“副魁”匾额并排悬挂起来。匾额是朝廷派往该次乡试的主考官所立。这处院子父子二人分别是副举人和举人，所在的巷子被人们称为“举人巷”，“升平巷”之名倒被人们遗忘了。
刘安邠的祖父刘人聪字四达，太学生，例赠封号徴仕郎；曾祖父刘翼廷，字良弼，太学生，例赠封号儒林郎。太学生是在京都国子监注册的学生，一般来说本身就是举人，但是参加全国会考没有考中进士，而在国子监继续学习。封号是因为其子孙考取了举人朝廷依例所赠。
刘安邠中举后，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刘安邠也就成了末代举人。他曾经做过一段盐税官。但是他为官清廉，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也不向上司行贿，还不容许下属盘剥盐民。在当时官场腐败的情况下，这样做虽然按国家的法规征收和上缴了足额的财政收入，盐民也不受额外的盘剥，但是他的上司、下属以及同僚对他十分不满，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当时官场的不成文的规则，大小官员每逢所谓“四时八节”都要向上司、老师（实际上主要是考试时的主考官、同考官等）以及举荐人送银子、绸布、文玩、酒肉食物等等“规礼”，而且当这些人物本人以及父母做寿、家里添丁、红白喜事等等都要上相当的贺礼。所有这些需要大量的钱财，当时的官员依靠自己有限的薪俸根本无法应对，于是不管大小官吏，都想方设法向下级索贿、向百姓以各种名目收取钱财，然后向上级行贿，为自己进一步升迁铺路。这些“规礼”对于恪守祖训和道德规范的刘举人来说十分苦恼，自己苦读圣贤之书，考场上一路获胜，中了举人取得了功名，原本想的是为国为民造福。但是，现实却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格格不入。不仅在思想上，在精神上折磨着自己，而且在经济上，仅仅靠微薄的薪俸也难以支撑家庭费用。于是，他下决心辞官归里。
刘举人辞官在官场上只是出了一个官缺，而且是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对他的上司、下属、同僚完全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地盐民得知刘举人要走，可是一件关乎切身利益的大事，他们苦苦挽留无济于事，只能在当地乡绅带领之下制作一柄“万民伞”，在一条一条的布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达对刘安邠举人的怀念和爱戴之情。刘举人带着这一柄贫苦盐民送的“万民伞”黯然回到老家。不久，清朝被推翻，建立民国。清源从徐沟县分出来，设立清源县。新设立的县政府取代了清代的县衙门，县政府内设公款局，刘安邠被任命为首任公款局局长。
公款局就是财政局的前身。虽然是民国了，但是官场生态与满清时代相比并无根本变化，各种“陋规”照样进行。不久，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财政收入支出难以平衡，作为公款局长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时，有的军阀劝他不用当这局长了，到军队里发财。刘举人认为“治世当出，乱世当隐”，在这样的乱世之中，自己空有抱负，无法施展，不如从事教育培养人才。他辞去了县公款局职务，应聘太原阳兴中学任国文教师。同时，在清源本县办女子学校，亲任校长。
阳兴中学校址在太原文瀛湖畔，原为山西省贡院，科举制度废除后，太原府在此旧址成立中学，因太原府首县阳曲，末县兴县，故取名“阳兴中学”。同时，他在本县办女子学校，亲任校长。校址在永定街的明楼院。1937年日寇侵占了清源，明楼院成了日伪的“新民学校”，女子学校就搬到文庙西侧的原“义仓”。
刘举人在当地有着相当高的名望，虽然有着举人的功名，又当过官，但是和乡亲们很亲切。他曾经收养一位失明的老人，住在一间耳房，我母亲天天送饭，直到老人去世。还有一位本家的兄弟，生活无着，他就收留过来，一起过日子，我父母亲称呼为五爷爷。刘举人有两位弟弟，没有分家，他是家长。一大家人分住在两个院子，大弟弟在外做生意，二弟弟具体管理全家的财务收支。他虽然是家长，但不经手钱财，住的房子是土坯裱砖，质量不好，又比较低矮。弟弟住的房子是砖砌的，质量好，院子也高大宽敞。1937年，日寇侵入，全家几十口人逃难到有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的崔家山。刘举人朋友崔家山崔老先生为每个妇女分配一头毛驴，小孩坐在毛驴驮的筐子里。进了山全家住了两个多月。刘举人为全家定了五条规矩：不准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单独走出院子；媳妇女子要下厨做饭；当父母的要严格管理好自己的子女。两个多月之后，全家才回到自己的院子。回来后只见被日本鬼子把家里糟蹋得不成样子，桌子腿锯掉半截，成了就地坐的矮桌，箱柜打开，翻得乱七八糟，值钱东西被拿去。邻居妇女被强奸，还挨了一刀，幸亏没有捅在要害处。此后，刘举人坚决不为日伪政权做事，一心从事教育。
1945年，刘举人的女儿生病，他去看望回来不久也病倒发高烧，一病不起，没几天就去世了。原来他女儿得的是伤寒病，他被感染。刘举人73岁突然去世，令人们惊诧不已。这一年，日本人投降，刘举人去世，这两件事成为清源县的两件大事。由于刘举人生前受到民众爱戴，特别是他的学生众多，出殡之日全县各学校停课，教师、学生手持“雪柳”送殡，他生前的几十位学生拉灵，送殡队伍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刘举人生前身体健康，平时没有任何准备，他也没有什么余钱，连棺木也没有。他的好友罗先生见状，将为自己准备的柏木寿材让给了刘举人。所有这些，足见刘举人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名望之高。
刘举人的后代继承了勤奋上进、崇德尚文的家风。他的直系后人多是大学毕业，我的儿子、儿媳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女儿本科毕业，女婿硕士研究生毕业，侄儿本科毕业，侄儿媳双学位本科毕业，侄女、侄女婿都是博士研究生毕业。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勤勉工作。
注：作者系举人刘安邠重孙，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办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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