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连长，一连之长。”这个职务在军队众多职务中是非常重要的职务之一。它既要在上级领导下，和指导员配合下，共同管理部队、训练部队，又要指挥打仗，一切吃喝拉撒都要管。这个职务是最能发挥才能之地，也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我本人当了近五年连长，受益匪浅。
1960年春，我奉命担任了空军高炮六团三连的连长。那年我27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准备在三连干出点名堂来。高炮部队都是以保卫目标为中心，按战术要求，根据火力配置，统一部署。然后修建营房，构筑阵地，担任防空任务。
我们三连部署于上海市北新泾陈更地区，当时北新泾尚属郊区，农民以种菜为主。他们纯朴善良，对解放军进驻此地，非常欢迎。我连的营房和阵地就建立在具有田园风光的包围之中，环境十分优美。阵地是按照国防规定用钢筋水泥构建的，数门大炮和各种仪器挺立在掩体里，显得十分威武和壮观，而且具有一定的神秘感。营房建在阵地的后方，成凹字形，中间是操场，指挥所建立在阵地和营房之间，这样的配置方式主要是为了利于作战和生活。因为高炮部队作战的目标是空中的敌机，必须分秒必争。营房和阵地周围都挖有两丈深三丈宽的壕沟，中间灌有水，目的是保密和安全。当时正处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空情相当复杂，常有敌机窜入大陆骚扰，所以上级对战备训练的要求十分严格。
我从炮校毕业后，曾当过排长和训练参谋，对连队还是比较熟悉的。来到连队很快就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指导员叫王锦富比我大一岁，江苏人，待人很热情，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副连长叫崔英杰，副政指叫王兴俊，以前都认识。在我们四人的密切配合下，对连队进行了整顿，重新制定了规章制度和军政教育计切，严格按计切执行。将近一年的努力，各项成绩在全团评比中都名列第一名。可是在重要的年终打靶却打了个不及格。当时有一种说法：“一炮定乾坤，其它再好等于零”。年终总结时不但连队没有受到上级表扬，而且我本人还受到批评。一度情绪非常低落，认为辜负了上级对自己的信任。今后上级如何看待自己？工作受到影响，连队成绩下降。那时连队党支部设有群众委员，白战士担任，有权向上级直接反映情况。我的表现大概是反映上去了。营长、教导员找我谈话，在肯定我的优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我的缺点:一是存在学生作风，好高骛远，经不起批评；二是训练中搞花架子，不扎实；三是发动群众不够。
自谈话后，我反复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在革命的道路上会有曲折和坎坷，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就消沉下去。只有虚心改进缺点，挺起胸膛，扎实工作才是唯一的成功之路。由于思想通了，情绪也就正常了。我和指导员交了心，召开了支委会。我俩带头做了检讨，分析了情况，重新进行了分工，明确责任。由于大家统一认识，放下了包袱，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很快连队又活跃起来了。
首先在战备上，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口号是“宁跑千次空，不漏一次情”。凡是节日都要加强战备，连的领导和排长轮流在指挥所坐班。因为警惕性高，还闹了个大笑话：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大家刚吃完早饭，突然警报声大响，大家不顾一切奔向战斗岗位，我也迅速到达指挥台。侦察员向我报告:“连长同志，刚才从天上掉下一个不明物，掉到阵地西侧100米菜地里。”我听了觉得奇怪，空中没有敌机，何来不明物，于是立即命令副连长带领一个班，去封锁现场查明情况，另一边立即打电话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部离我连很近，不一会副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以及保卫股长，很快坐吉普车来到现场。据后来副连长回来说：“这是一场误会。当他们到达现场后，已有老百姓围观，他们把老乡们劝走了，副参谋长来了也不认识，作战参谋走近一看哈哈大笑。副参谋长问他：你笑什么？他说这是气象站放的高空气象探测仪，测完后就作废自动掉下来了，大家听后，啼笑皆非。不久在全团传为笑柄，但副参谋长还是表扬了我们。
在训练上，为了应对蒋机的袭击，上级号召掀起训练热潮，推广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大力培养“尖子号测手”。我团的尖子标兵叫黄承安，在他的事迹启发下，我连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我任组长，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我和大家一起抗严寒、冒酷暑，苦练杀敌本领。年终评比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打靶达到了及格水平。团工作组来我连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第三年，也就是1962年，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迫债，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不够吃，饿死了很多人。常言说得好：“天旱三年，饿不死当兵的”。这话不假，但那年说来也奇怪，定量并没变，但干部战士就是吃不饱，有时一顿饭要做两次才够，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于是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一是大力利用阵地空隙种菜，增加养猪量；二是煮饭变蒸饭，一人一饭盒，公平合理。终于熬过了这一关。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备训练并未停止，而是更加具体化，连里首先出现了侦察员刘德信、马义法用快速捕捉目标和按地标报出大概方位的苗头。于是我专门蹲到侦察班和他们进行研究，如何报得更准确，使所有器材都能接收，及时捕到目标，并制定了方案。经过半年多的苦练，刘德信、马义法终于以超常毅力练就了“空中目标默报法”。该报法就是把空中目标坐标化。当望远镜捕到目标后，能按身体的方向和头仰望的角度，准确报出空中目标的高低角和方位角，使其它器材和火炮迅速捕到目标，充分发挥了多部望远镜的作用，这一方法，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先是团里来总结经验，在全团推广，接着师里来总结，在全师推广；空四军和南京军区空军高炮处也来。不久此事上传到空军和总参谋部。当时是叶剑英元帅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当叶帅知道后，十分重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叶帅在各级首长的陪同下，专程来我连视察。刘和马给叶帅作了认真的汇报表演。叶帅看了非常高兴，当场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指出要发扬这种刻苦练武的精神。事后指示空军高炮指挥部要组织刘德信和马义法到福建、广西、浙江、广东的高炮部队去作表演。并号召全军高炮部队向他们学习。元帅来过了，其他领导当然也要来看看，有的单位来上门取经，我连一时车水马龙，成了明星单位。与此同时我连又涌现出了测高机手吕思奎、标图员王国维、李明江，指挥仪测手侯湘美、徐子康、二炮手马明法等技术尖子。还有郭兴福式的教练员过金元，杨望清等先进人物。
由于战备训练成绩好，名声在外，于是备种任务接连下达到我连。最先是“空军党委编写条令领导小组”将高炮操典试典的任务交给我们。其任务是“编写小组”每写一章就送到我连试行，从中检验是否正确，由干部战士提出意见送交编写组修改。此项任务前后进行一年，圆满完成任务。上级让我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按操典进行训练的》论文，发表于《航空杂志》。紧接着刘亚楼司令员派人在我连试典“如何点名”。南京军区空军高炮处来我连总结“如何组织出早操”。以上任务均圆满完志。由于上级的帮助和鼓励，我连各项工作一直保持先进。在1964年大比武，成绩突出，被上级定为“技术尖子连”。事迹曾刊登于《解放军报》。
除此之外，我连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当时社会上兴“向解放军学习”。我连又被定为机关、工厂和大学生夏令营参观学习的定点单位。每次都是由我做报告，讲“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1965年我调离一连，1966年我随兄弟部队先期进入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1967年高炮三连在师的建制内也入越作战。在援越抗美的战争中，三连英勇顽强，技术精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刘德信，马义法的“空中默报法”在入越作战部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都立了二等功。
我在三连工作近五年，和干部战士相处得亲如兄弟，到目前为止，已分别五十六年。但战友们的身影始终在我心中，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有指导员王锦富，副连长崔英杰，副政指王兴俊，排长杜云清、冯林海、徐渭清、王祥男、楚沛，司务长李怀连，文书刘仪清，卫生员赵佰世，炊事员刘家滨。战士过金元、王国维、李明江、徐子康、刘德信、马义法，魏林竹、张铁仙、马明法、蔡金根、杨望清、喻焕康、伍永年、陶自新、蒋云、林永泉、龚柏寿、陆根火。
五年的连长生活，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我在军校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我学会了带兵，学会了指挥打仗，学会了冷静，学会了坚强和果断。为我后来的军旅生涯和两次参加援外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夸我口才好，也是在这五年中练就的。
最后我想用几句感言来概括一下：是共产党把我引上革命之路，是华东军政大学给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是“高射炮兵学校”教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的专业知识，是高炮三连使我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真正学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值此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我从内心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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