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离休后进驻干休所,已有26个年头了,老干部之间彼此相处的很好。邻居们看到我整日出出进进,不是买菜购物,就是接送孙女上学,有时还陪着老伴上街办事,不少人都夸我是“模范”丈夫。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只不过是将功折“罪”罢了。请别误会,我所说的“罪”既不是贪污腐化,更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说在我这戎马一生中为了工作的需要,绝大部分时间和妻子是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在对妻子的关爱、家庭的安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等方面都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千斤重担几乎都压在了妻子的身上,在感情上我欠妻子的“债”实在是太多了。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有“罪”。
我和爱人原籍都在山西清徐,经三年的书信恋爱,五十年代末于上海部队里举行了结婚典礼,第二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离老家近百里的一所中学教书。按规定我每年可回去探亲一个月,她可来部队住一个月。当时年轻,再加上所谓的“觉悟高”,所以对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倒也觉得潇洒有趣。过了几年,双方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觉得这种分居生活在感情上倍感折磨,因此申请随军,想把爱人调至上海工作。领导很关心,经多方联系已确定安排在长宁区古北中学教书。可是咱的“命不好”,当办理手续时正好上海市下达了户口冻结的指示,调动成了泡影,继续过着“鸿雁传情”的生活。我一个当兵的,一切都好说,可是她一个年轻妇女,名义上是有丈夫,实际上是“活寡妇”,每每逢年过节,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全家团圆时,她心中是如何想呢?其中的苦涩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到。
上海虽好,可不是我久留之地。好不容易盼到部队调动,我怀着美好的希望随部队调至某地保卫新建的“原子城”。这个地方条件艰苦,但它在当时却是国家特级机密之地,在此工作的人员,必须接受审查祖宗三代,出入厂区需持三种证件才能通过。执行保卫任务的部队也只能在外围部署,根本谈不上安排随军家属,甚至连家属来队探亲的资格也取消了。有什么办法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的口号是: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能有什么话好讲呢!我调到这里的第二年,妻子怀孕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可不巧的是当我要请假回去安排时,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进一步升级,兄弟部队奉命出国进行“抗美援越”。我部为了获得战场经验,根据上级指示,领导上选派我带领一名营长,一名连长,一名参谋随同兄弟部队前去越南战场见习。作为一个军人难道在这具有生死危险的任务面前能退却吗?不!我义无反顾走向了战火纷飞的前线。我爱人怀孕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思想非常混乱,工作也没有规律,既要参加“斗私批修”又要坚持上课,再加上身边没有人照顾,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的。因劳累过度,提前半月早产,是同事们用平板车把她拉到医院的,因难产采用了剖腹产。在当时,县城医院对此技术还不够熟练,所以产后伤口反复发作,多亏我岳母、母亲和同事朋友的照顾,才渡过了难关。我身在战场,得此消息,除寄一张空洞的安慰信外还能有何作为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在战场上受了那么多苦从无怨言,可想到妻子的苦难不由得流下愧疚的眼泪。
回国后不久,我部调至包头,在上级的关怀下,将妻子调至部队驻地的中学教书,总算结束了长达9年牵肠挂肚的分居生活。
妻子随军后的第二年,我的女儿来到这世界上。一男一女两朵花,给这新建的家庭增添了无限的欢乐。可是好景不长,在女儿两岁时,我部正式奉命到老挝执行“抗美援老”的作战任务。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中间因回国开会顺便探家一次。就在这两年半中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既要坚持工作,又要承担全部家务,可说是吃尽了苦头。
我从老挝回国后,情况当然有所好转,过了几年的正常生活,常言说得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6年我部改装为导弹部队后,奉命调到北京,执行保卫首都领空安全的任务,1976年妻子和孩子随军来到北京。这一下我们满以为苦尽甘来,可以在首都过幸福生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幸福的生活过了还不到两年,我就又奉命调到廊坊师部工作,虽然是升职,但这“残酷”的事实使人难以接受,妻子更是怨气十足。但她毕竟是位称职的军人妻子,深明大义,擦干了眼泪送我踏上新的征程。
廊坊离北京不远,但那时部队要求十分严格,规定住京人员一律两周休息一次,每次两天。在这两天中除了能帮忙买煤、买粮等重活外,其它诸如平时的买菜做饭,子女的教育还是她一人承包,记得有位名人曾说过“做军人难,做军人的妻子更难”,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现在经常能听到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在讲话中称:军队离退休的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人民的功臣。如果说我曾为人民建立过功勋的话,那么妻子的功劳应占其中的三分之二,而不像“十五的月亮”歌曲中所说“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您说说看,我作为一个丈夫是不是欠妻子的“债”太多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是对我做出巨大牺牲的结发妻子。我离休后1991年安置干北京某区干休所,1992年儿子结婚,1993年妻子退休,孙女出世。家庭人口增多了,全家也团圆啦,但家务也就更多了,而老伴由于长期劳累,身体较差,尤其是腿部犯有严重关节炎,上下楼都很困难,尽管她身体不好,但仍不停息地做家务。儿子、儿媳工作忙,照顾小孙女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老伴的身上。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我心想,过去在位时没有帮妻子做家务,现在离休了如果再当“甩手掌柜”那就不配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的身体较好,我必须自觉地、主动地自找“苦”吃做家务,把妻子肩上的担子接过一部分,以实际行动来偿还多年欠下的“债”。从此我早起晚睡主动找活干,什么买菜,打扫厕所、厨房、倒垃圾和做早饭、中饭,样样都抢着干,后来又增添了接送孩子上学的任务。这些当然会使妻子减轻负担,精神上也得到一些安慰,不时发出对我赞许的声音。但妻子在“更年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个性上也起了一些变化,一是在卫生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近于苛刻,二是遇事爱唠叨,尤其是不顺心时,常指责我办事马虎、不讲卫生等,孙女在外有点磕碰也要怪我,总之是唠叨较多。我在部队自军校毕业后,职务一直是与“长”字作伴,习惯了对下级发号施令,在生活上有公务员服务。如今休息了我侍候老婆孩子还得受指责,心理上有时不平衡,难免和妻子争几句,后来我又仔细想,妻子一辈子吃了不少苦,现在身体又不好,难道说就不允许她唠叨几句吗?记得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说:老年妇女经常唠叨是对亲人关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确实是这样,妻子的句句唠叨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当我想通后,心情豁然开朗,从此我也就不再计较了。当妻子唠叨时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顺水推舟;二是装聋作哑法,凡是有点不入耳的话,就装着没有听见,不做辩解;三是暂避一时法,当时有些唠叨让人难以接受时,难免要反驳几句,可这样一来妻子的火气就更大了,此时千万不能你一句我一句地争下去,最好的办法是主动败下阵来,退到另一间屋里暂避一时。当十分钟后你再出来时,妻子的火气也已下去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德才兼备之人,当她的心情愉快时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讲故事,尤其爱好越剧、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一个老兵和妻子的故事。
当您听完后,你还认为我是个模范丈夫吗?我认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将功折“罪”的老头。
最后要顺便说几句,我们夫妻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中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他们的妻子都为支持丈夫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此我向所有的老军嫂和所有支持丈夫、关爱家庭、为建设国家做出贡献的妇女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