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电波情
——记我县抗美援朝老兵杜府文
上午九点，冬日的阳光准时前来报道，窗台上的绿萝叶子油亮亮地闪起了光，杜老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天是2020年11月30日，靠墙的白板第三行赫然写着：市文联来采访。
客厅不大，简单素净。玻璃茶几，沙发瘦瘦的。杜老身穿军装端坐在沙发上，胸前的五六枚奖章闪闪发光。茶几上是一个鲜红的布面匣子，一看就是这家里的宝贝。
杜府文老人的荣誉证满满都是回忆
随行的工作人员嘱我说话大声点，老人惭愧地笑笑，随即又变得一本正经，安静如初。88岁高龄的他除了表情略有些僵，眼神是少有的睿智明亮。
我们要聊的自然是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那场让世界不得不对我华夏民族重新定义的抗美援朝战争。然而无论历史怎样厚重它都逃不开岁月的淘洗，时光飞逝，随着亲历者的飞速减少，历史的洪潮骤然退去，多少人、多少事都会随之灰飞烟灭。
有幸历史的余温尚在。杜府文老人就是现今为数不多的抗美援朝老兵之一。七十年，时代着实盛不下这许多岁月，他的记忆却崭新如昨。
我要入党
七十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杜府文是谁？”还不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光辉岁月中有太多光辉的名字，杜府文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成为主角，会成为志愿军最后的代表。他说，“我代表不了他们，他们是英雄，我不是。我只是个发报员，发报员怎么能算是英雄？何况我还是个初次参战的嫩瓜！”
1950年10月19日晚7时，第一批志愿军战士由丹东出发，雄赳赳跨过鸭绿江大桥开赴朝鲜。坐在蒙着篷布的大卡车里，用身体紧紧护着收报机的就是杜府文。那年他18岁，是个瘦子。那时的年轻人都很瘦，他又是瘦子里面的极品。卡车前面的吉普里坐着彭德怀总司令，坐在车里能听到车外志愿军急行军步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道路被炸出了许多大坑，汽车不停地上下颠簸。敌机在空中盘旋，炮弹擦着耳膜炸响，每一声都像要掀掉人的脑壳。同行的老兵都在车里打盹，只有杜府文灵醒得很。谁都不知道那时他有多激动，因为在那一刻他着实做好了为电台牺牲的准备。牺牲，是每一个志愿军战士最崇高的信仰，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收发报机是什么？在那个没有其他先进通讯设备的年代，它就是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杜府文的电台在志愿军司令总部（以下简称“志司”），担负着彭总与军委、驻朝使馆等其他部门联络的工作，他是发报员。电文由作战科拟定，再转入译电科，最后转到发报员手上。发报员要做的就是把一串一串的数字转换成滴滴答答的电码。这是拼记忆、拼速度、拼细心，同时也是拼体力的工作。责任重于泰山。电台安装好后，杜府文迅速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工作中，此后的三年，他的生活中除了“滴答”，便再无其他。
电台建在山根底下，形似一个大一点的地窖。里面又潮又冷，却比前方安全得多。当时我们没有空军，敌机很猖狂，炮弹常常在头顶炸开，地动山摇的。“他们炸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18岁的杜府文和他的战友们在那时都超乎寻常得镇定。有人说战争可以让人在一夜之间长大，杜府文却说，这很简单，当时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任务紧急！担子压在你肩上，你没有时间停下来考虑其他。
电台也不是绝对安全。195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军得到情报，敌军要派15架飞机轰炸“志司”，那天正好轮到杜府文值班。台长一声令下，“全部撤退！”其他人都迅速转移，跑去了远处的山洞里防空。最后就留下了杜府文、台长和主任。他们俩都说，“小杜，你也去防空洞，今天我替你值班。”杜府文不肯，说，“谁值班就是谁值班，我不用你们替！”台长再次命令他，“赶快撤离！不得延误！”杜府文也急了，他猛得站起来朝台长他们敬了个军礼，说，“我不能让你们替我牺牲，那样我就再没脸见人了！我将生不如死！”台长又说，“脸要紧还是命要紧？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牺牲也该让我们牺牲！”撕扯一番，杜府文还是红着眼睛站着不动，两个人看撵不动他，只好匆匆撤离。临走，台长说了一句，“瞧这小子这股倔劲，像咱们共产党！”就在那时，一个念头由杜府文的心里升起，“我也要成为共产党员！”
那天外面出奇地安静，杜府文心里却是翻江倒海、波涛澎湃。他一个人守着电台，回想自己家庭和当兵以来的一幕幕，他多么庆幸自己跟了一支好队伍。他说，“一个人能在那样年轻的时候有方向、不迷惘，心里充满了归属感，你很难想象，当时我有多么幸福。”
1932年杜府文出身于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王答村的一个耕读家庭。他父亲曾在黑龙江绥化经商，日寇入侵后，社会动荡，商铺倒闭，他们只能回到清徐老家靠田产维持生计。尽管如此，他父亲仍支持他上学，他告诉他做人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学好文化练好本领是根本。或许有一天，你的文化和本领还会成为救国的武器。如果将来真的有机会为国家效力，那是咱们家族的荣耀。杜府文从小爱学习，十六岁时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那时他选择军校也是因为父亲说，就眼下看到的，共产党的队伍对老百姓最好，跟着共产党肯定没错。现在他自己明白了，多少共产党员都像台长一样不怕牺牲，救国救民，他崇敬他们，他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结果这天敌机没来，有惊无险。不幸最终发生在1950年11月25日。那天天刚闪亮，敌机突然来袭。非值班人员还都在营房休息。大家听到防空哨响，就都躲到了厨房里防空(当时他们住的是民房，朝鲜的厨房地板比地面低一米)。敌机来势汹汹，轰炸扫射势如急雨。防空解除后大家得知，司令部有两位参谋牺牲了，其中有一位就是毛岸英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的儿子跟全国青年一样，参加志愿军赴朝抗敌，杜府文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和担当。共产党员始终把责任放在第一位，无论何时都与百姓进退与共，从不独善其身。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杜府文，悲痛气愤之余，他更加坚定了要入党的决心。“从此，我一定要做到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时刻回响在耳边。
杜府文老人为大家讲故事
接受考验
都知道朝鲜战场上缺水，前方战士没有水喝，后勤用水也很困难。自从去了朝鲜，战士们几乎都忘了“洗澡”是怎么回事，换洗衣服就更是奢望。初入朝鲜第一年，大家住在山洞里，人挤着人睡在地上的干草铺上。说是干草，其实潮得能拧出水来。被褥也是湿冷湿冷的，晚上好不容易用体温烘干，第二天依旧冰冷如初。睡觉很让人发愁，只是睡前一段时光极为有趣。山洞中间点上一堆火，战士们都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拿到火堆旁去烤，只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是数以万计的虱子葬身火海的声音。有时大家还开玩笑说谁的棉衣噼啪声更响，谁的肉就更香。
有个战士说，虱子比美国鬼子还厉害，美国鬼子胆子贼小，虱子呢，千军万马，前赴后继。孙子变爷爷，争分夺秒。白天拼命生，晚上玩命死，死不了的就要开枝散叶，就要当爷。
哈哈……虱子精神可嘉。战友们笑着，烤得虱子越发噼啪响。又有战士说，那就杀他个片甲不留，烤他个断子绝孙！
这些吸人血的东西。
谁都知道它们手无寸铁，还以为它们成不了大气。直到营房里流行开了“斑疹伤寒”，大家才参透了这些虱子的阴谋。
原来这些家伙都是病毒传播的高手。可是谁身上没有虱子，谁能不跟人接触。晚上睡前大家还是围着火堆烤棉衣，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再没有乐呵呵的笑声了。不是大家怕死，是怕死得轻于鸿毛。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只有战死沙场才算死得其所。
斑疹伤寒病毒最终在虱子们夜以继日地搬运中泛滥成灾了。“志司”八台所有报务人员全部感染，其中一名病情最重，不过几天的功夫就病故了。其他人也都症状明显，不能再上机工作。这时正值1951年秋，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前方部队要后撤休整，国内的部队要到前线锻炼。军事部署调整十分频繁。电报又多又急，电台联络任务十分艰巨。
必须有人调到八台工作。谁去呢？台长看中了杜府文。杜府文当时在一台工作，这个小鬼精通业务，而且以前在八台干过，肯定没问题。
台长一声令下，杜府文丝毫没有犹豫，一个军礼，一声回答“是！”，就奔去了那危险之地。台长不知道，此时的杜府文正背着一个重重的“思想包袱”呢。那时军邮刚刚开通，杜府文收到了家信，信上说在他走后的一年中，父亲和祖父都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了70多岁的老祖母和不到10岁的弟弟妹妹，母亲早在他当兵前就已经过世，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困难不得而知。杜府文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偷偷抹了两把眼泪后，他赶紧写信安慰老人，又写信给亲戚们请求帮忙。这些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他知道在战场上只有国，没有家。所有的伤心事都是“思想包袱”，都会拖他的后腿，要想好好工作，必须甩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亲人过世都顾不得痛快哭一场，哪里还能顾得上斑疹伤寒的危险，杜府文一个人撑起了八台，一人顶三人的班，一连工作十多天，每天上机十八个小时以上，杜府文一个人保证了志司和军委的正常联络。
杜府文老人在读报
“一个人对国家对人民有多大的用处，他活着就有多大的价值。”
“一个人只要能活出价值，不管吃什么苦吃多少苦，他都是幸福的。”
每当他困得睁不开眼，累得直不起腰时，他就会想起少年时父亲对他的教诲，他坚信如果他父母活着，他们一定会支持他赞许他的。
1952年评功时杜府文立了三等功。部队以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康良煜的名义，发给他军功章一枚。杜府文家里收到了立功喜报。他说，“那就是他对逝去的亲人最好的安慰。”
战地“保尔”
工作不是问题，死也不怕，就算吃糙米饭(高粱不脱皮)地瓜干，就算住山洞铺干草，就算衣服里虱子千千万，在杜府文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他说，“我的问题小得不值一提，可那几年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些小问题，一个接一个。”时隔多年，谈起这段往事，杜府文还是哭笑不得，“说来惭愧，那时大家都叫我“十不全”、“志后(志愿军后勤部)的保尔”，敌人没把我打残，我自己残了。”
先是脓疮。入朝前杜府文的左胸处就有个大脓疮，为了能顺利入朝，他偷偷隐瞒了病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是多少中华儿女的梦想，他可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再说“轻伤不下火线”，年轻人生个脓疮算什么，疼几天不就好了？谁知去了朝鲜后，因为住宿条件差，卫生条件差，那个脓疮严重感染，糜烂越来越深。没办法，杜府文只好隔一天去卫生所换一次药。从电台去卫生所要走一里的山路，一路上常有敌机在头顶盘旋，这些家伙飞得很低，闷声闷气地吼着，就像一只只硕大无比的银灰色大鸟，上面的英文都能一个个辨认清楚。这是杜府文第一次近距离地看飞机，他对这些东西一向是又爱又恨，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想我们的国家也能制造出这些家伙，多少像他一样的热血青年愿意一心向学，想要靠科技兴国。而今造不来飞机，只能学着躲飞机了。战友们教给了他很多的躲机战术，他自己也越来越有经验。一般情况下，远远的，他看见飞机来了，把头一抱就地一趴，闭一会眼睛，飞机就过去了。
就这样换着药，脓疮还是不见好。轻轻一碰，就跟刀割一样疼。有时夜间翻一翻身，都能疼出一头大汗。可不管怎样，这个疮整天在军装里藏着，大家看不见。只要大家看不见，他就是个健康人。杜府文这样想，这点疼都忍不了，还当什么解放军？
紧接着，伴随杜府文一生的“病”来了。1952年秋，朝鲜大雨连绵，电台在山脚下的隐蔽部进了一米深的水，战友们只好把电台搬到民房的厨房里。朝鲜都是地炕，室内温度极高。为了防空，凡是透光的地方都给蒙上了雨布，屋子里简直闷热难耐。杜府文他们连续几小时在机上工作，浑身上下总是大汗淋漓。一天深夜他出去解手，回来不多一会儿，就觉得右脸僵了，右眼不会眨了，口水也收不住了，第二天让医生一看，才知道他得了面部神经麻痹，嘴歪眼斜，滑稽得很。战友们一个个都笑他，连那一对朝鲜母女房主都忍不住笑他，还说，小杜，这样子怎么好娶媳妇？一开始杜府文窘得厉害，出来进去总低个头不好意思见人，慢慢的，他看到大家笑自己也开心了，身负保家卫国的重任，破个相算什么？部队里没什么开心事，能逗大家一乐也不错！
这病不光破人的相，要命的是吃饭嘴漏，说话大舌头，睡觉时右眼闭不上，难受得很。卫生所没有其他治疗办法，只能给杜府文开了些维生素B1帮助缓解病情，吃了一段时间，果然有所好转，但右眼难闭，笑时嘴歪这两样毛病从此就跟着他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了。
直到四年后的一次感冒，杜府文左侧三叉神经发炎，致使双面患病，说话、吃饭更加困难，不能吹灯，不能吐痰。这时朝鲜早已停战，他被送往丹东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不少，但仍留下了后遗症。这就是文章一开始说他面部表情有些僵，说话时嘴巴不太自然的原因了。
还是回到1952年。杜府文因为工作出色，担任了“中心报务员”，带领同班18个人上机工作。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在随后的四十天里，除了本职工作外，他还负责处理其他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许是因为工作太繁重，他胸部的脓疮感染严重了。到了第二年年初，脓疮感染成了多发性脓肿。刚刚习惯了面瘫后遗症的杜府文，又得对付全身上下数不清的疮。“那段时间真难熬啊，腿上生疮走路疼，前胸后腰生疮翻身疼，最要命的是屁股上也生了疮，一天十几个小时要坐着干活，疼得人要命。”
“就在那时，战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志后的“保尔”，还有人叫我“十不全”，我疼得“哎呀”叫一声，大家就忍不住笑，我也忍不住笑了。他们又逗我说，小杜不是一般人，一般人疼了便哭，小杜疼了是笑呢。我呢，又疼又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战友们对我可照顾了。因为我生病，大家吃的用的都让着我，都说病号优先，我一个年轻人享受病号待遇，真是羞愧。”
“谁能想到，一个年轻人，害疮能害两年多。直到停战后才慢慢好起来。”杜府文说，“不怕你们笑，这些疮是要给我抢功呢。”
这一年是1953年，战争已接近尾声，美军伤亡不少，装备损失更大。他们想多占些地盘，把停战线向北推进，显得美军仍然是胜利者。我方的原则是不能让敌人占任何便宜，要彻底击垮美军的傲气。所以前方的战斗十分激烈，作为志愿军后勤部司令部(简称志后)，必须及时掌握前线的物资需求，还要指挥后勤各分部把物资运到前方。这样电台的工作更加重要了，为了激励大家好好工作，“志后”通讯处开展了红旗班组竞赛活动，杜府文所带班完成任务最好，被评为了“红旗班”，他本人还因为带病工作立了二等功，并得到了朝鲜的三级国旗勋章。
对于杜府文来说，虽说这一年多灾多难，好事也接二连三。5月，刚满20岁的杜府文被评为了模范团员，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战争宣告结束，到了8月3日，杜府文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终于通过了党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朝鲜首都平壤电灯通亮，全境一片欢腾，正是我们军民同舞，共庆胜利的时节……
滴滴—答滴—答—滴答……冬日正午的暖阳中，杜府文老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他双目微阖，右手按在沙发扶手上熟稔地向下轻叩，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弹奏他最爱的旋律，那姿势像雕塑般永恒。
他说，他的眼前常常会出现一片红色，是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是烈士们鲜血流成的河，是国旗，是党旗，是他的青春灼灼燃烧的光与影。
在那炽烈的光与影中，我依稀看到了一个年轻俊朗、英姿飒爽的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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