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只是一个称谓，也可能是一个轻松的昵称而已，但我却认为这是两个沉重的字眼，它含着沉甸甸的份量，扛着一家人的责任。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6岁时，母亲领着姐姐、哥哥和我投生来的。听母亲说那时的口粮是按成子领的，年龄大能吃的领的就多。我家虽然人口多，但是小孩多年龄小，自然分的就少。这样一来，家里一下子增加了四口人变成了大户人家。可想而知，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本身而言，当时的温饱就是民生的难中之难。土地的贫瘠、耕种的效率、生产的方式都很落后，政策的导向、观念的陈旧等等，一系列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就了低产低效能的农业生产。即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人们的生活也难以脱贫。
父亲当时还是个民办教师，为了扛起一大家子的生计，于是开始了天不亮就起床挑水，白天教书，晚上下班后田野里捡拾烧火柴的劳作模式。那时，家家户户穷，烧火做饭主要以柴火为主，因为烧不起煤炭；吃饭洗涮以挑水为主，水井远在几里之外，近的有时攒不出水来。再加上叔叔的爱吃懒做，奶奶家的，甚至邻村姑姑一大家的吃水用水，把父亲压的很累很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此也没有少争吵过。
提起父亲，故事很多。他的命运多舛，是一个不幸之人。据母亲含泪说起：父亲小时候是奶奶一个人带大的，爷爷远在苏联金厂当会记，十来年也没回过家，父子俩也就没见过面，自然父子关系生疏，或者说根本不亲。经人们的提醒，奶奶也感觉到再不团圆，这个家也就土崩瓦解了。于是，领上父亲准备去苏联团聚。可说来也奇巧，就在走的前一天，由于吃的太多，第二天坐在马车上，没走多远，因为拉肚子只好把父亲一个人留下来托他大娘看管，奶奶独自一个人去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注定没有享福的命。几年后，奶奶太想念自己的大儿子了，实在放心不下才催促爷爷领着又出生的大姑姑回来。之后又生下了叔叔和二姑。在其乐融融的一家子里，父亲就成了局外人，好像家里的好事和他丁点儿不沾边，和爷爷的隔阂也太深了，只有从奶奶那儿汲取到少的可怜的点点温暖，因为爷爷太强悍了，相比之下的奶奶太软弱了，主不起一点事来。
父亲很爱读书，他也有自己所憧憬的梦想，他也有不负青春不负卿的韶华之年。在那个不注重知识的年代，竟考取了晋祠高中后被分配在杜村教书。在得知好朋友考取大学后，父亲平静的心海也被激起了千层浪。他，也有抱负，也不甘心，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走一走、好好体验一回。于是在被激起的斗志支撑下，工作之余，挑灯夜读。眼睛被熬红、熬肿了，鼻子也红肿了，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化工专业。
本以为就此会走上父亲所希望的康庄大道，过上所盼望的好日子。就在上大学的过程中，父亲被告知家里给娶了个又肥又胖又矮的放羊女，想必是为了省钱吧，其实在大学生活中父亲已经有相悦的女同学了，当然不太接受，可也拗不过家里长辈的意愿。是啊，搁谁谁能接受啊，一个是青春朝气、温文淑雅、亭亭玉立、气质如兰的知识女性，一个是不成样子的无知牧羊女，简直没有可比性。但是，抗争失败，父亲就此深深的种下一个不快的种子，埋下了一个抑郁的心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运城化工厂工作。正赶上上个世纪60年代闹饥荒，父亲本来饭量大，饿的快坚持不住了，准备请假回来休整一下。就在排队上车的途中，因为替前边的人往前挪行李被误认为是偷，经过百般解释需要单位开证明，这下一向诚实要强的父亲感觉被羞辱了，即使被洗涮冤情也觉得无颜以对，埋藏心底的那根脆弱底线被彻底突破了，听不进领导的劝说立马提出并办理了辞职。就此，父亲的憧憬破灭了，人生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影。
离职后的父亲回到家中，没有得到家里的一点温暖和关怀，甚至遭到了横眉冷对，再加上天天面对的是相当于童养媳的放羊汉（人们的调侃），形象一塌糊涂，接连不断的不如意，把一个本该享受清纯年华的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击倒了，不但梦想破碎了，简直就是身心疲惫。之后的父亲越来越疯，看见放羊女对他挤眉弄眼发娇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搬起砖头就砸去。就是这种程度，他的父亲都因要离婚女方就得分两间房子而不给办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在离婚政策放松才给办理了。
不久，也不知道他的大人出于什么目的，竟然给找了个疯转兰。可想而知，两个疯了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幸福可言，那个所谓的疯转兰连自理能力也没有，经常尿炕。还是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招呼着结束了这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姻。然后悄悄给父亲找了个姓段的老中医，抓了两副药，父亲的病大有好转，听母亲说奶奶告诉她说其实当时再抓一副，父亲的病就会痊愈，可是还是因为奶奶不做主，连8角钱的主也做不了。好在，病情好转的父亲，拼命的地里劳作，可能是劳累的缘故，晚上睡的香，反而成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其实，我想这是父亲的一种不快情绪的释放，痛苦的发泄方式。经过这样的劳苦调养，父亲恢复的差不多了。
病好后的父亲在本村学校教书，门门课都棒，就连美术，音乐、英语都是一流的。而且，几乎一个村子的过年对联都是他给免费、贴墨汁、贴功夫写的。我还记得，当得知他最看好的学生“陈春明”要辍学时，竟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的去学生家里作动员工作，硬是说服成功，挽救了这个学生的命运，而他在以后生涯中，非常感谢父亲的执着和器重，类似助人为乐的好事枚不胜举。所以，父亲在邻村上下的名望很高，赢得到了乡邻的敬重和赞许，几乎每年都是“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
之后，经人介绍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可以说，这是在他的人生坎坷路上终于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第二年有了妹妹，紧接着第三年有了弟弟。从此父亲的脸上绽放了久违的笑容。虽然，一家人口多，负担重，但再苦再累的日子他都觉得甜。对我们带过来的三个也挺好，特别是喜欢好读书的我。每当我数学考得好的时候被数学老师告知、作文写得好贴在教学园地时，他都很高兴。我记得，当他在病中听说我考上徐沟高中时都挺激动，说我是个念书的料，让母亲好好培养我。
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其乐融融的生活了十年，哥哥姐姐也能在队里挣工分领钱了。记得，1981年父亲也转正领钱了，1982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制，我们的日子也大有好转。可是不幸再一次降临到父亲身上，胳膊疼的抬不起来难以在黑板上写字，就这样，晚上还要带病辅导准备高考的学生。病重后查出是肾癌，手术没有成功，不久就逝去了。正是应了那句“天有不测风云”啊！可怜的父亲，还来不及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于1983年夏就匆匆的过世了。
所以说，父亲的一生很不平静，很不快乐。一路上充满了坎坷、遍布了棘荆。我怀念时都觉得很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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