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最早见于《典论·论文》里，但“文人相重”是否也有籍典可考暂且不知，不过，文人相轻与文人相重同是一种文化现象，区别只是前者小肚鸡肠，后者古道热肠；前者阴郁苟且，后者阳刚豁达；前者在一定背景下私欲膨胀，后者始终恪守文人底线，传承正宗文脉。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证明，文人相重是文人立身处世的准入证，是千秋百代文学长河中纯净澄明的一股清流。文人相重的佳话美谈可谓信手拈来、不胜枚举。
李白登上黄鹤楼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骄傲，而骄傲也是李白的名片。唐玄宗期间，李白凭借通晓异域文字的绝活，应诏起草蕃书之机发飙，让丞相李林甫为他磨墨、太尉高力士为他脱靴，戏弄恶搞了权贵新宠，纵情享受了名士风流。可就是这个“斗酒诗百篇”“风歌笑孔丘”的狂狷之士，居然也有“谦虚谨慎”的时候。
李白游览武汉黄鹤楼时，为胜景陶醉，诗兴勃发，忽见一首诗题在墙上：“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题诗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崔颢，此诗被后人推崇为题咏黄鹤楼的绝唱。
李白读后不由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表达了他对这首诗的赏识。当然李白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汉子，他“于心终不降”，后来终于吟成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的这首律诗初试锋芒，不料成了七律唐诗中的杰作，同样千古传唱。
古代伯乐欧阳修
提起宋朝文坛，大儒宗师众多，但论知名度首推苏东坡，可实际上苏轼彰显才华、走上仕途的背后推手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是个很“酷”的文人，文章锦绣，襟怀坦荡，他奖掖推荐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子，并使他们脱颖而出，在文坛崭露头角。
宋仁宗嘉祐元年，官运不济、年近半百的苏洵经盖州知府张方平引荐，得以到京城拜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虽与张方平因政见不同而失和，但当他读完苏洵的文章后，并没有因为是政敌推荐来的便拒之门外，反而击节赞道：“文章当在此！”此后他向朝廷上呈《荐布衣苏洵状》，竭力举荐苏洵，终于让他扬名京师。
次年苏轼也赴京科考，初试后，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发现了一篇好文章，并报送礼部省试主考官欧阳修阅读，欧阳修觉得该文无论观点还是文采都可谓第一，以为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所作，因此为避嫌，他与梅尧臣商定将此文名列第二。可复试时他们又见到了有同样特色的一篇好文章，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列为第一。
直到发榜时欧阳修方知那篇美文出自苏轼之手。欧阳修喜形于色地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莫挡道，放他出人头地也。”
欧阳修的文人相重、爱才如渴之情溢于言表。
导师风骨立尘世
当年的清华大学有四位如雷贯耳的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都是新文学运动的翘楚。
陈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没有文凭，经梁启超鼎力举荐，清华大学破格聘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教授。按一般人情世故推理，陈寅恪应对梁启超感思戴德，可人们不见陈寅恪热络巴结梁启超，反而看到他们为学术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梁启超不以为忤，反以为乐。
一次，梁启超的同事给他看一份学报，上面刊登的是一篇陈寅恪和他“对着干”的文章。原来两位大师在分析陶渊明弃官归隐的原因上有分歧，笔仗隔三岔五地发生，梁启超不介意地一笑，那个同事与陈寅恪也有过节，趁机挑拨离间，不料梁启超发火怒喝：“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清华师生得知此事后无不为两位大师学术上是对手、生活中是挚友、摒弃世俗的君子之交而喝彩。
一生知己全透明
季羡林1946年被陈寅恪举荐到北大任教。当时的北大规定海归博士只能是副教授，然而才过了一周季羡林就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与季羡林办公室一墙之隔的是冯至供职的西语系，季羡林小冯至6岁，读书时就“无限向往、无比热爱”冯至的抒情诗，他俩终于有缘成为同事，自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友好交往。
季羡林曾极其深情细致地描述过他俩交往的默契与情趣：“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习，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我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
季羡林引冯至为一生的知己，他们之间如此全透明、原生态的文人相重，在古往今来的文人相处中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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