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跑过来说：“丁作昌先生让我向你问好。”我一脸疑惑：“丁作昌?”“怎么？不认识吗？老人说认识你，并且嘱咐我长短向你问好。”我喜出望外地回答：“认识认识，丁老师是清徐籍名人，若干年前他写过一篇《初访清徐报社》让我印象深刻，我正在回忆丁老师的样子……怎么，你见老人来？他现在在哪里？”我急切询问。同事说：“现在已经回北京了。前两天丁老师回来探亲，我去采访他来……早知道你认识老人家，采访时我就叫你一起去呀。”我一脸歉意地解释：“其实说真的，我与老人仅在若干年前有过一面之交，那会儿我也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读者有过几分钟的交谈，时至今日，老人的模样真的感觉很模糊了。”
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我翻出了当年的报纸，再次拜读丁老师的这篇短文，并通过文章将思绪带回到2000年的那天……
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好多同事都外出采访去了，我和两名同事在办公室整理稿件，这时，在原新闻中心工作的同行进来了，她的身后还有一名中年男子，只见男子个子中等，身板挺拔，脸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刚毅与神气。同行介绍：“我姨夫，回来探亲顺便想来报社看看。”我点头起身，让座给他们。同行问：“就你们三个在，其他人呢？”我答：“都下乡采访了。”这时中年男子边挪动脚步边环顾四周，面带笑容饶有兴趣地参观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学习园地、读者来稿和各类文件。同行在旁边介绍：“小县城的报社，条件艰苦，也很简单。”男子用力点头，并用一口标准的清徐话回答：“很好，干净整洁，有条不紊。”我不知来者何人，就在一边站着，眼睛随着他们的脚步移动。后来，男子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单位有个叫常映红的，她没在吧？”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就是常映红。”男子一脸意外地回过头：“嗯？你就是常映红啊，跟我想象中的常映红不是一个样子的。”我感到脸一红，羞赧地笑了笑，没有追问对方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只是揣摩他的来头。
几分钟后，他俩就告辞了，我把男子当成了一名在外生活的普通热心读者，很快也就淡忘了。隔了一段时间，《清徐报》副刊刊登出一篇署名为丁作昌的作者写的文章《初访清徐报社》，提到了对报社的感情：“清徐报社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居住在远离家乡的北京，但数年来我与《清徐报》朝夕相伴，期期不漏阅读，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接着提到那天来报社的情节：“回乡的第四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在县新闻中心工作的外甥媳妇带领我到了清徐报社……我们进了要闻部，这个办公室很大，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室内，陈设简朴大方，清洁整齐，除了办公桌椅和笔墨纸张外，只有三位女同志在伏案写作。当她们得知我的来意时，表现出了对我的热烈欢迎。她们说报社人少事多，大部分同志都下基层采访去了。此次虽未能见到报社的其他同志，但使我感到幸运的是三位女同志中有一位就是我早想见到的常映红。在我的脑海中原以为常映红是一位个子高高的、身体胖胖的中年妇女，没想到眼前的常映红是一位文静瘦弱的年轻姑娘。后生可畏！常映红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还曾是县里的‘十佳青年’候选人，她写得短诗《无月中秋》至今我都能背读下来。” 由于孤陋寡闻，我不知作者为何人，只是觉得通过自己写的东西被素不相识的人记住感到十分高兴。后来，单位领导告诉我，丁作昌是一名清徐籍的军休干部，曾参加过“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战争并多次立功授奖，后来定居北京，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并出版过专辑，老人也是一位一直关注支持清徐报社发展的热心读者。那次我看到的“中年男子”就是时已69岁的丁老回来探亲时来访问清徐报社。
我一下对老人肃然起敬，心中同时涌上一股感动的暖流。想不到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竟然能通过报纸关注到我并亲自前来会面。我将老人的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抽屉，同时也将一份沉甸甸的关心与鼓励收藏。
后来，我没有再见过丁老，那次见面的场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忘了。由于我搞的是时政新闻，副刊的事接触的不多，偶尔听同事说丁老给报社写信、投稿的事，并出版了文集《一路风尘少年娃》、《湄公河畔炮声隆》及长篇小说《红杜鹃》，只是无缘拜读。时隔19年，当通过同事收到88岁高龄的丁老的问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一个无名晚辈何德何能，竟被老人如此惦记？这一刻，我深深懂得了什么才叫温暖和感动，并且这团温暖和感动被不断放大、不断渲染，如春风雨露般轻踏步履奔向我的心灵深处，涤荡着我的灵魂和生命。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都曾得到过来自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关心、支持与帮助，也许他们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表情、一种惦念或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并在我们或低谷或颓废时成为振作精神的锦囊与力量，让我们在感叹生活美好的同时更心怀敬意、感恩拥有，而这些无私无求、暖人心扉的情义源自一颗善良的心灵，源自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不改的初心。
心底暖意无以言表，惟愿耄耋之年的丁老身体康健、福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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