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浓郁、含英嚼华”这八个字，是1959年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期间老书法家周昔非（已故）为我的题词。这八个字是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在题为《进学解》中夸赞才学如汉代司马相如者的，我何能当之，只是我性格比较内向，又苟言笑而已。倒也可以理解为我当沉浸在电影艺术浓郁的氛围中，探求其中精华，也还说得过去。
1958年秋末冬初，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山西省上马电影制片厂，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塞周牵头，组织人事科负责人李芳、段成明等，在太原市鼓楼街八号院挂牌成立“山西省电影制片厂”又吸收省文化部门年轻有为的几名同志负责招收职工。发出广告后不久，即招收近三十名符合条件的大中学生投入电影事业。十一月初，即乘火车赴吉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至今已有六十余年，还记得几个清徐籍人，一位是南关大街郭庆发的三儿子郭福海，他从太中高中毕业，善打篮球，他到长影后与我在特技车间学习电影字幕摄影，学完后改了行，却在省电影公司退休。成晋业是西青堆人，六中毕业后考入太原轻工业学院，因对专业不感兴趣，退学入电影厂，学习场记、编导。还有一位是孟封闫家营的郑春雨，他擅长音乐，吹拉弹唱都有两下，他在长影学习后，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终生搞录音，在北影退休后，还被返聘工作多年。
我是最不屑的一个。在长影学的电影字幕书写。说白了就是写字。但写字也不简单。要学会写各种字体的字，无论写片头大字还是其中小字，字体都要跟电影内容情节相配合，要根据影片情节写出适当的字体。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还要设计片头背景。总之，那也是一种须要认真学习的专门学问。然而，我们每天学习还算轻松，没具体任务，也不考核。看电影、评片子，只要会说看后感就行。也不一定看后都评，没时间了，就只看不评。主要是跟着电影厂各个车间、部门的老前辈们学习实际操作，有学表演的、有学编导的、有学摄影的，这些都是较有才华的学员。
那段时间，山西电影厂与长影合作摄制了好几部著名电影。最著名的有马烽编写的，以山西汾阳贾家庄为背景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男主角高文武女主角孔淑贞，至今印象深刻。该电影对当代青年返乡务农建设美好家乡，发挥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此外，还有赵树理的作品改编的《三里湾》《三年早知道》等。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月只有二十多斤粮，副食奇缺，主食主要是红红的高粱米，或稀粥、或干饭。主要演职人员也和大家一样在大食堂吃饭。白杨、田华、郭振清、李亚林等著名演员都在大食堂的窗口排队打饭，同桌共餐，没有一点特殊待遇。有时，拍摄过于紧张，不卸妆，匆匆到食堂吃点饭就又去拍戏了。为了节省开支，学员们常去充当群众演员参加拍摄。一次拍朝鲜剧《金玉姬》缺群众演员，就把我们拉了去，穿上鬼子的军装，导演简单说了说剧情，让我们听见爆炸声就倒下。我们演了一出只有动作、不见表情、没有语言的被炸死日本鬼子的戏。
长春的天气很冷。因不适应，常患感冒。在长春时，我曾得了一次大病，吃药打针七八天，高烧不退，不见好转。医生怀疑我得了传染病，把我隔离到长影琴师的琴房里。尽管有传染病之嫌，领导和同志们却都来看我，有的还带来礼物。人人都关心我，让我感动万分，他们的情意，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的病，久治不愈。最后不得不送到吉林省人民医院诊治。经多位专家会诊，确诊为麻疹，以麻疹治疗几天后，病情大为好转。出院疗养时，我又住到了练琴房。琴师郑秀珍大姐在外间练琴时，还常抽空来里屋看我、安慰我。在寒冷的东北，在我生病卧床的痛苦中，领导和同志们都来看我、安慰我，他们对我的关爱，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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