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匆匆走过的人身道路上，在清太徐有过一段短暂而难忘的停留。
1940年反顽斗争胜利后，晋绥边区根据地严重缺粮，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领导决定各部队抽调干部组成购粮委员会到敌后去征购粮食。春节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我离开新军暂一师三十七团政治部，参加这一工作，随即到兴县蔡家崖一二0师政治部报到集中。
各部队抽调的人数到齐后，由一二0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王帮秀同志率领到八分区的交城山。我们共有三、四十人，分为两股。一部分去文（水）、交（城）徐（沟），由一二0师政治部敌工部敌工科长苏醒同志带领到了太原边山。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在柳子沟插旗石下边的一个村里换成便衣，夜晚由地方干部带着下了平川，住徐沟县的一个村子里。每人弄了一个“良民证”，并改了名字，我现在用的名字就是那时改的。
清太徐地处晋中平川，是日本鬼子在山西的心腹地带、碉堡林立，特务，汉奸、皇协军经常到村里骚扰。当时我主要在南营、大寨、黑城营，龙家营一带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抗战物资。六、七月间，有人说部队来的同志决定回边山集中。我即返太原边山，但是一道来的同志一个也找不到。只好一方面帮助地方工作，一方面打听同志们的下落。
太原边山属太四区，区长马云是我的同学。那时正进行百团大战，我们经常配合部队挖公路、割电线，保护青纱帐反对种大烟。这儿离太原市较近，又有太汾公路，敌人活动甚为频繁。
8月20日上午，我执行任务从山上下了平川。约十时左右，在西部城（现姚村乡）村东突然与从大园村方面来的敌人遭遇了。当时我身着便衣，想大摇大摆地闯过去。不料，敌人喊叫着，骑着自行车逼近我身边，情况十分危急，我当即拔出手枪向敌人开了火。敌人打着，紧追不放。村南是一片长着稀疏稻苗的开阔地。敌人爬在护村堰上向我射击，我向稻田深处，向前爬着爬着不知啥时昏了过去……
太阳快落山时，我醒过来了，四周静静地，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挣扎着向高家堡方向爬去。黄昏时，看到了一个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我把他叫到身边，并告诉他我是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打伤了，请他回村告诉村长。
夜里，高家堡村长高德华带着村警来了，他们用手推车把我推回村里，隐藏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第二天，请固驿村的一个医生来给我治伤，由于伤势很重，子弹打进右侧胸部没有出来，肺部受伤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
敌人连续几天到西邵、高家堡等村搜寻要人，并趁机敲诈勒索。村里实在难以藏身，组织上决定把我立即转移。第三天夜里，用担架把我送到清源县北营村后边小峪沟里的清泉寺，并派李法同志和高家堡的一个农民照料我。固驿的那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到庙里为我治伤。我躺在炕上连身都不能翻，吃饭，大小便都得人照管。
在清泉寺住了两个来月，伤势好转，也慢慢能下地走动了。小峪沟离清源城只有五、六里地，为了安全起见，又把我转移到大峪村。
1941年春节过后，我的身体已基本痊愈了，就在边山一带活动。这时组织上决定我任太五区区长，我带了李法和一个通讯员到了太五区，原五区区长张申把区里的图章交给我，区上的物资等却一点儿也没交待。县里催了他几次，他亦迟迟不肯离开。
六月的一天，我的通讯员从张申的通讯员处了解到张申已同太原县城的日本人有了联系，要投降敌人。这是投敌叛变的大事，我马上回南峪沟向县里报告，我们爬上山时，正巧碰上工卫旅的两个同志，他们也是来帮助工作的。我把情况一说，他们非常气愤，决定立即把张申抓起来。半夜里我们到了张申住的村里，将他的房子围住。并当即将张速捕，连夜押着向县政府所在地走去。第二天上午来到了县政府驻地圪塔村，我们向县里汇报了情况，主张把张申等人就地正法。这时县长葛向明刚从专署开会回来，他说专署已经规定杀人须经专署批准，决定请示后再说先看押起来。谁料当天夜里，县大队的一个姓白的班长把张申等放了，张等跑到太原县城投降了敌人。张申投敌后，我没有再去五区工作。不久边区有了指示，由于敌占区环境恶劣，一部分同志转入地下，一部分调回后方工作。这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我已调回边区兴县学习。
我在清太徐仅仅工作了一年多，并负过重伤。敌人打进我右侧胸部的子弹，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在北京医院取出。因伤致残，结束了我的戎马生涯，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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