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时任杨房乡纪检书记。当时交通条件差，不能经常回家，那时的人们也都喜欢在乡机关住宿。
一天晚上，乡长到我办公室（兼宿舍）同我谈心：“明武，你在杨房多年，很会工作，分管工作干得也很好，看得出，杨房的村干部和村民都很喜欢你，愿意和你走近。”这突如其来的“奉承”，实在让我困惑、不解其意。他接着又说：“现在有一项县里交给的十分艰巨的水利工程任务，拿咱乡副职领导权衡对比，你担此重任最为合适。从个人交情角度说，也请你帮我解套，摘了这顶愁帽。”连番话语说的我晕头转向，慢说修水利和纪检扯不上边，再者还有联系水利工作的副书记，有分管水利工作的副乡长，与我一个纪检干部有何相干？觉得受之任务，理不当气不顺，当即一口拒绝了。
张乡长很有耐心地坐着不走，和我谈了很久。免不了夸奖和鼓励，谈话中他自我批评地谈到对干部的管理和使用方法欠妥，有些不便明说，我也理解。话已至此，作为一个下级，作为曾在解放军大学校里深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的转业干部，为报效杨房父老乡亲厚爱，只能无条件服从接受。
党委会上宣布即日起成立修补汾河坝堰指挥部。我为总指挥，武装部长乔学晋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杨家堡村委会。
第二天，我和学晋及水利专管员来到现场察看。汾河东岸杨家堡段，由于汾河河心自然改道，洪水冲断了纵深十余米、长近百米的汾河坝堰。如不及时修补，明年到了汛期，洪水下来将直接涌进杨家堡村。威胁到杨家堡、北程、南程等十余个村庄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果不堪设想，怪不得县里给杨房下了如此的死命令。
回到指挥部，我让专管员根据实际情况，专业、科学、细致、精确地计算出总工程量。再把工程量分给杨房乡的十六个村，大概是200余人40余天的工程量。随即召开全乡村主干会议，根据村的大小分配了任务，要求各村必须保证每天上工的人数，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堵截汾河，逼汾河河心改道；第二阶段是土方工程，在改道汾河挖出一条四十余米长的引河道，然后将河水拦住。堵截汾河的任务交给了杨家堡，村支书杨天锁组织有关人员制定了方法步骤。杨家堡动用三十余人只用一天时间堵截住了河流，迫使河道由东侧改流向了西侧，为第二期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阶段的土方工程是全乡200余人齐上阵，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全是人工推车和手拉小车，一车接一车往坝堰上拉运土方。
冬天的工地上，十分寒冷，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四皮”（皮衣、皮帽子、皮大头鞋和皮手套）派上了用场。白天穿着它在工地上督促工程进度，检点上工人数；晚上穿着它骑自行车，回乡政府休息。我给村长们规定了上工人员不能请假但可以顶替的原则，以确保工程按期按量完成。尽管每天在工地看守，但仍有些不认真的村干部和不自觉的村民旷工现象时有发生，我和学晋不厌其烦进村要人催人上工。
有一天上午九点多，我发现车南安的工地上没有人，就让学晋进村找村长，回复是村干部当天去了太原，要人无果。晚饭后，我从乡政府骑车进了车南安村长车长有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肯定了他的工作，又批评了他工程的失误，他解释说到太原也是为村里办事，应去工地上的人是忙了事宴，误了上工。他保证说：“明天我们要加多人手，保证把进度赶上，决不拉后腿，你就放心吧！”我回到乡政府已是晚上十点半钟。最后车南安村长亲自带队上工，提前完成了任务。
通过艰苦的奋战，三十四天完成了任务，比预计提前了六天。这期间，我白天在工地，晚上在乡政府，没有回过一次家；这期间，水利局局长赵立义、书记郭效义等局领导多次亲临指导工作；这期间，县委书记吕先珍、副县长赵承枝三次走上工地询问情况，了解进度。在完工的前一天，县里组织了《山西日报》《太原日报》和电视台记者拍摄现场并对我采访报道。整个工程期间我和乔学晋没有享受过政府一分钱的补助，却得到了水利部门的表扬和县委书记吕先珍说我是个“好后生”的夸奖。
如今，每回想起奋战汾河坝堰的日日夜夜，总觉得能为上级领导分担忧愁，敢挑重担，曾为热爱的杨房人民做过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而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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