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的小说《火锅子》里面，描写的那对老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事，不是儿孙绕膝，不是锦衣玉食，而是两个人面对面涮火锅——除却火锅的美味，火锅还是成就了他们姻缘的“信物”。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一种火锅，即在餐馆里几个不相识的顾客聚在一起吃，汤底共用，菜品配料自备，其情其景，不亦乐乎。于是一对陌生男女在一场阴差阳错的菜品享用中，相互产生情愫，结为连理——凡事凡物，一旦沾上了旧时代的色彩，连人间烟火都变得浪漫无比。
婚后，物质匮乏的时候，他们涮廉价的虾皮白菜火锅，蘸酱油吃。尽管索然无味，但只要是她做的，他就欢喜。当他守着那热腾腾的开水翻滚的火锅时，心先暖了，他常常觉得是家的热气在焐着他。涮锅开始，两个人在大海捞针一般的捞虾皮活动中，彼此相让。
日子好了，锅底的食材变得丰富起来，酱豆腐、卤虾油、韭菜花、辣椒油、花椒油、糖蒜、白菜、香菜、粉丝、冻豆腐……两个人在等待保姆购买炭火、收拾菜品、准备小料的过程中，乐此不疲。他们老了，胃口缩减，味觉退化，却依旧被水汽蒸腾的锅子鼓动着兴致。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幸福与否，一度为世人所争议。沈从文去世之后，张兆和在整理其书稿时，曾痛哭流涕，深深忏悔：“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尽管如此，在沈从文的心灵世界里，遇到张兆和仍旧是他一生中最幸福之事——“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天才的沈从文怀着单纯的“乡下人”思维去喝着“甜酒”，其中的滋味或许也只有他自己能够知晓。
这种幸福从具象而言，便是他与张兆和的书信往来，哪怕没有回应。信中他叫她“三三”，语气温柔而虔诚。信里，“三三”是无处不在的人儿，出现在每一个清晨、夜晚，在每个思绪、每片风景里。他一生写给她的信件，从青春正好到白发苍苍，难以计数：
“三三，想起我们那么好，我真得轻轻地叹息，我幸福得很，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缺少了。”
“我只是欢喜为你写信，我真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杨绛先生一生功成名就，然而，她一生中最幸福之事，不过是人间的俗世烟火，是“我们仨”紧紧地在一起——“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杨绛描写一家人的生活场景，生动活泼，羡煞世人：“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阿瑗和钱钟书去世后，“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家没有了，只剩下杨绛孑然一身，她将自己比作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回首岁月，当时在世的杨绛觉得自己的一生并不空虚，她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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