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中说：石碑，石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或标记，也用以刻文告。秦代称刻石，汉代以后称碑。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称“碑”，把镌刻在鼓形圆石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称“碣”。秦始皇刻石记功，大开树立碑碣之风。东汉以来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又有墓碑，用以记事颂德，碑的形制也有了一定的格式。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清代以来，有人将碑石铭文汇集成书，称金石集。研究考订碑刻的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的学问称为碑学。
我是退休以后参加地方志编纂中接触碑碣的。2016年，我与郭维忠先生编写《龙林山志》时，发现石碑文字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让我们从中获得了不少历史信息。由此我爱上了这项工作，开始录注和研究碑文，并澄清了许多历史片段。后来，在编著《清源古城》和《清源古寺庙》中，又录注了一批古碑，成为澄清历史的真实佐证。
在录注和研究中始知：第一，我们清徐县在过去石碑很多，修建庙宇要刻碑、修桥筑路要立碑，修建城池要立碑，名人名僧去世后要刻墓志铭，封建社会的县官当时还要请本地文人为他们树立功德碑。无论城乡，到处可见到石碑；第二，随着世界的推移，时局的变化，石碑愈来愈少了。日寇侵华时期和阎锡山统治时期，他们将石碑用来修建了碉堡等作战工事。解放初期，破除迷信，拆庙修学校和筑水利工程，又毁了一批石碑。全县除边山外，在广大平川几乎看不到石碑了；第三，我在翻阅旧志时，发现《清源县志》、《徐沟县志》、《清源乡志》中，均保留了一批碑文，石碑已毁，但碑文保存下来了；第四，研究中发现，碑文拓片十分重要，如西门坡的《苹果市碑记》，《清徐县志》中的碑文与郭会生先生的拓片就不一样，县志中文字的比拓片中的婉转，显然是编辑做了修改，但是与原件相比就失真了。
“石碑是文物，碑文是史料”。《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了山西的1500余通碑文。《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山西77个州县的石刻，我们清徐遗漏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与郭会生先生于2001年，借清徐政协编辑“历史文化丛书”的机会，编写了一部《清徐碑碣选录》，收录了我县上自残唐五代，下至如今的120篇碑文并加以注释，这些碑文中有73通石碑存世，占60.85％，其余48通，只存碑文，石碑已不在了。这120篇碑文中有65篇是修庙碑，占54.1％。其余是修桥碑、建城碑、建塔碑、社会碑、文化碑等等。方方面面，种类繁多。如建“金河书院”和“梗阳书院碑”，是由清代高官乔松年和徐继畲书写，极具价值。文化碑《怀泉说》和《清泉寺诗碑》写得很动人，说明咱们清徐历来就是文化之乡。2012年，我与郭会生先生又编写了一部《金石文字钞注》，又收录了58篇碑文，4篇铁钟铭文，并均加了注释，至此，就将我们知道的我县的碑文全部成书了，也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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