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突所以能名垂千古、流芳百世，是因为他在有生之年，怀着对其主人晋献公的赤胆忠心，为稳固献公血统的统治地位，始终不渝地与公室内部的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用尽心机保护太子申生、公子重耳的人生安全，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为其建祠。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到：“又念及狐突冤屈而死，就在晋阳马鞍山为他立庙。”
忠诚是一种道德品质，指一个人对某一社会群体、某一个人或某一事业、某一理想等对象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热忱地为之服务、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生命而矢志不渝。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忠诚这一品质的具体内涵是不一样的。在春秋早期，狐突对晋献公的忠诚，是“官吏”、“义仆”对“主人”的忠诚。基本上是以《周礼》中的理论规制为思维基础的。经古代文学家考证，《周礼》乃周公所作，全书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6篇，分别规定、记述各官所管政务。是保证周朝统治长治久安的等级规制和法理依据。周公约公元前1095年生，姓姬名旦，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发挥了殷商时期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的思想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同时将“天”的意志与君的德性联系起来，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用以解释西周取代殷商的合理性，意思是西周文王、武王是有德性的君主，所以天就给予辅佐，殷商纣王无道，所以便垮台了。其政治用意是将当时人们“尊天”的意识形态引导到“忠主人”意识形态上来。狐突之所以对晋公室怀有满腔忠诚，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他的心目中坚定不移地具有一种忠于主人的人生价值观。然而周公的执政理论在百多年后便出现了问题。西周王室形同虚设，已经失去当年权威。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私欲膨胀，“春秋无义战”愈演愈烈。目睹社会如此乱象，西周统治者束手无策。就在狐突去世85年后，公元前551年孔子出世。孔子坚持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私利争夺，以思想家的历史眼光向社会提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其实，孔子心目中要恢复的“礼”便是周公奴隶制的“礼治”。在哲学上，孔子从天命论出发，坚持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道德要求与从属关系。由于“君臣父子”对地主阶级的皇家统治具有稳定作用，所以在中国社会一直风行两千多年。大约400年后，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周公《周礼》与孔子《春秋》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人君受命于天的理论，宣扬天常以符瑞显示希望、以灾害表示谴责来指导天子行动。他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指出的这个“道”，便是社会秩序，即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君权来自天神。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忠诚于天、官吏忠诚于皇帝、儿子孝顺于父亲、妻子贞节于丈夫指出了理论依据。西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皇帝地位至尊无上的确立，社会对青少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引导、教育与培养亦越来越形成合力。社会各界、小康以上家庭、私塾、学堂无不将培养忠诚爱国人才当作责任。《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无不当作教学必修课。陵烟阁、午门榜、忠臣谱、清官册，荐忠义、举孝廉，建祠立庙，树碑立传，中举进士、加官晋级，无不刺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朝“忠臣、清官”的目标努力。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无不将忠君爱国、安邦保民当作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国时期的关云长，素以读《春秋》闻名天下。只因《春秋》读得多，加上“破黄巾”、“讨董卓”等等的社会实践，便逐步形成了他“匡扶汉室”的人生价值观。于是乎，忠诚之心、赤诚之胆可与天际星月争辉。他在结义兄长刘备身上，表现出的是朗朗忠义；在“单刀赴会”、“千里走单骑”方面，表现出的是铮铮忠勇；在“走麦城”被擒后，表现出的又是耿耿忠烈。北宋时期“岳母刺字”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说的是当时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这个普通家庭的老太太，给自己儿子在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而不是“荣华富贵”等等其他。在这里，我们并不讲岳飞本人如何如何，我们所强调的是岳飞母亲的爱国境界与她在教育、培养民族英雄方面所起的作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除其他之外，世世代代的英雄及其父母亲们，皆怀着一颗颗忠诚之心，为祖国、为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千多年来，一朝又一朝忠臣将相、清正官吏，多若繁星，儒家思想以其忠君报国的正统地位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人心思进、人心思变的思潮汹涌澎湃，在历史进程中，封建帝王统治已经走到尽头，大清王朝的江山在内忧外患中已摇摇欲坠，终于于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轰然倒下，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宣告结束。此后的年代，军阀混战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民不聊生，从而伴随着各种改良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打破敬“天子”如敬“天神”后的老百姓头脑里应该忠于什么？信仰什么？中华民族的出路又在何方？是多少仁人志士苦苦寻求的答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之后，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从未退缩。毛泽东主席先后为中国革命牺牲了自己的六位亲人——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以及侄子毛楚雄。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江竹筠等等，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忠诚华章。他们始终把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人民利益作为自己价值观的体现，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也积极表现在普通战士身上。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山中烧炭，炭窑崩塌，因奋力将战友推出窑外，自己被埋而牺牲。在张思德牺牲后3天即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为他举行了千人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一文中，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从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应当说，这是对革命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基本要求，是对广大革命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出的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是对忠文化范畴的重新定义和诠释。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全国人民传唱的一首革命歌曲，雷锋同志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其实质就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毛泽东主席才为其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当今时代，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变，越是这样，越需要奏响“忠文化”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心中有党、对党忠诚”。共产党人倡导的忠诚，更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和理论意义。对党忠诚，不是空对空的口号，而是实干的具体行动。“心中有党、对党忠诚”，就必须把对党、对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工作劲头，在老老实实干工作中、默默无闻的奉献中，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共产党人的忠诚精神。这是弘扬“忠文化”最高标准的表现。
这样看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忠诚这一品质的具体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强调的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对本阶级以及他们国家的忠诚。而忠文化的具体内涵，经过五千多年所谓“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演变、进化，已由奴隶社会的“忠于天神”，到封建社会的“忠于天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共产党员的层面而言，忠诚的品质是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广大人民的忠诚；从民众的层面而言，忠诚的品质是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工作的忠诚。体现在行动上，就是立足本职工作，自觉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做实事。
我县就有这样一位具备忠诚精神的老共产党员桑石宝同志。从1962年开始，桑石宝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把曾经是野草丛生、野兽出没的黑岔村，变成了吕梁山上一处杨柳争俏、鸟语花香的“全国绿化千佳村”。即使在退休后，他也坚持不懈地搞绿化，而且坚持不拿村里一分补助，按他的话说，“我自己挣着退休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当应份的”、“村里现在还有5000亩的坡地空着呢，我还想再活20年，把荒地都栽上树，留下青山给子孙。”老桑种下的树木可以数十万株计算，可在林权确权登记时，老桑讲，这些树木全部都应归集体所有，自己一棵也不要，因为我是一名党员。作为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谈起几十年的植树历程，老人最大的骄傲就是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9年9月，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桑石宝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直到现在，谈起这段经历，老桑都觉得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我的荣誉都是党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咱黑岔村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真实的体现。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忠诚具有很高的地位。“忠”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它所反映的大义忠贞气节，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鲜明魂魄的生动体现。我们弘扬“忠文化”，因为它是一种道德典范，是一种良知、一种信仰。对事业，我们应当怀有一份忠诚；对人民，我们应当怀有一份忠心。这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崭新政治生态中一种生机勃勃的常态。
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愚忠，到当代社会的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无疑是社会进步中民族“忠文化”的一种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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