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的构成里，韩武堡是一组亲情的基因；
在我人生的岁月里，韩武堡是一段浪漫的时光；
在我记忆的长河里，韩武堡是一串美丽的浪花。
——题记
一
这是一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
且不说尧风舜雨，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也悠悠二千五百多年了。
公元前514年的秋天，晋顷公剪除豪族，分祁氏之田为梗阳（原清源，今清徐）、平陵（今平遥、文水）等七县。彼时的或后来形成的、相距一箭之遥的新营与韩武堡，却被划归两个不同的行政区，长时期分属清源、文水两县管辖。清同治年间，汾河东徙，把位于河东的大片文水县辖区揽入怀中，唯独将韩武堡与韩武村、冀家堡留在左岸。三村如游离母体之外的弃儿，被人戏称为文水的“东三省”。直到1953年，“东三省”划归新组建的清徐县，方与近在咫尺的新营村成为同一属地。1953年冬，撤区划乡，全县分为41乡，韩武堡乡为其中之一，韩武堡顺理成章成为乡治所在地。新营和韩武、冀家堡、北东社、南东社为其属村，新营村的我当然也成为了韩武堡乡的一员。以后的行政隶属多有变迁，但新营与韩武堡始终同分同合同隶转。
隶属的一致可以形成一定的同一性，但最深厚、最密切的关系是地缘。水土相连、鸡犬相闻、炊烟交汇……的新营、韩武堡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了深厚的人际关系，形成了稳定牢固的特色地域文化。
与之基本同质的还有左近的韩武、冀家堡两村。
文化包括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要准确地阐述和诠释这片蕞尔之地的文化独特性，绝不是笔者可以胜任的。
就语音、方言而言，韩武堡和新营、韩武、冀家堡在遥迢岁月里，形成了同一的别样风格。既不同于清徐不同于祁县不同于文水，却又兼融了祁地的柔软、清源的刚硬、文水的平和等诸多特点。与近邻禅房、南北东社、北左、后营等村明显不同，惟此四村十分一致。外村人从口音上一听就知是这几个村的。许多人外出求学、工作，甚至迁居他乡，几十年乡音不改，与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浸淫在血液里。
文化之独特，可见一斑。
二
韩武堡，对于我，不仅仅是与新营水土交融、文化同一的近邻，更重要的——是我的根脉所在。
民国七年的一天，一乘婚轿在迎亲队伍的簇拥下从韩武堡村东走出，进入新营村的护村堰。轿子里坐着的新娘是赵家的长女金贤，新郎是新营村22岁的青年张仲桓。他们便是我的爷爷奶奶。从此时起，就注定了未来的我的躯体里流淌着赵家的血液，韩武堡与新营成为我生命的渊源。
祖父乳名宝源，字公瑞，出身在富裕的大家庭，他的祖父即我的高祖父，是新营出名的财主，人称六财主，有门楼院、大门院和牛房院三个院落。到祖父的父辈，家道中落，人丁殒殁。祖父失怙失恃、姐姐出嫁、哥哥外出闯荡杳无音讯。孤苦伶仃的祖父经人介绍，到祁县巨商渠家字号学徒。尽心尽责、勤奋好学的祖父经过几年的晋商文化熏陶，成长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商人。并因远房亲戚的关系，进入韩武堡赵财主的法眼，成为他的乘龙快婿。
赵财主，即我的老外祖父，名献瑸（1872—1936年），小名牛儿，人称“牛当家的”，家居村北一处三连院。外院是打谷场；西偏院为牛房院，住宿长工、饲养牲口、放置车辆农具；里院高出外院几个台阶，居住家眷。我记事时，前院、偏院已拆除，空地上长着一棵或几棵枣树。里院为小五间北屋和东、西各三间厢房的三合院，其中东厢房和西厢房一间被分给了贫农。
祖母是赵家长女，生在富户，却也是个苦命人，17岁时母亲去世，留有11岁的妹妹和8岁的弟弟。她协助父亲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两年后，父亲续弦，继母又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祖母婚后，因祖父长年在外地工作，她便经常住在娘家，帮助继母料理家务，照管自己的弟妹。1925年，正值弱冠之年的大弟弟病亡。10年后，方逾花甲的父亲去世，家道日趋衰落。再后来，二弟联胤在儿子出生未满周岁时，被国民党强征为常备兵，一去无踪。婆媳俩守着唯一的根苗，终日以泪洗面。联胤临行前挑满的那瓮水，家人一直舍不得饮用，思念着、苦盼着亲人归来。满盛眷恋、寄予希望的一瓮清洌，在离情别恨中渐渐变浊变臭……土地改革时，这个破碎淒凉的家庭还是被划为富农。门庭衰微的赵家，成为新政权的专政对象，无奈的媳妇狠心撇下幼子随人而去，不久罹病身故。家中只剩零丁孤苦的老奶奶和小孙子旭保相依为命。
我家的境况与赵家迥然不同。自祖母过门后，家境开始好转，人丁也兴旺起来。
先是抱养了伯父继俊，1926年父亲继英出生，以后相继有了姑姑秀英，叔叔继豪和小姑秀娥。添置了土地，又购买了铁源爷爷的牛房院。祖父调往太原“书业诚”总号，并出任掌柜。
祖父带伯父到太原，送往“大兴号”杂货店学徒，把我10岁的父亲送到祁县竞新私立小学校寄读，礼拜天由父亲外祖父家的长工赶着轿车接送，直至沦陷前夕学校停办。
上述的一点血亲史，是听长辈们讲的。
亲历韩武堡离不开我的奶奶。街头巷尾，常常出现这样一道风景：前面是瞻前顾后的小脚妇人，后边是边走边玩的小屁孩。小小的我，被人称为奶奶的尾巴。
跟着奶奶，走进了我懵懂而又朦胧的韩武堡。
细细想来，我对韩武堡最初的记忆，始于两件事或者说是两个人。
老外家——老婆婆（老外祖母）。
老外祖母家一定是去过多次的，襁褓中也许被奶奶或母亲抱去过，但记忆所及之处只是当尾巴时，并且是多次的重叠：登上几级台阶进入门楼院，进入正房，迎面一支红漆大箱，西边是高大的红漆立柜，柜前一条红板橙，挨着一盘土炕。干瘦的老外祖母说不上慈祥却也平和，尽量找一点小吃给我，记忆中有晒干的高粱面煎饼、干枣等。长大后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回想往事，却怎么也感觉不到所说的地主富农婆的刁钻可恶。
东头庙——赵繁麟。
那时新营村属韩武堡乡管辖，乡政府设在韩武堡村东头庙（文昌庙）。有一次我跟随奶奶到乡里办事，走下护村堰，绕过庙宇高高的墙壁，进入朝西的庙门，再进入办公的北厢房。不知何因，发生了不愉快。乡长、韩武堡村人赵繁麟训斥奶奶，奶奶不服气，说了一句，“我家也是贫农”。赵繁麟说，“你家怎么是贫农！”在他看来，富农家的儿女亲家一定也是地主富农。转过头问当会计的新营村人张安，张安怯怯地说，是，是贫农。人高马大的赵繁麟，在当地很有影响，是多年的先进模范，后任杨房公社党委副书记。去世后，《清徐县志》人物篇为他立传。当他训斥祖母时，幼小的我一脸愤恨，圆圆的眼睛瞪着他。出了门还说，生眉动眼凶犯似的。奶奶抱起我，高兴的掉下了眼泪，她得到了孙儿的支持保护。对人们说，俺娃胆子大，连赵繁麟都不怕。多少年后说起，仍兴奋不已。斯人斯事，经奶奶的反复讲述，巩固了我的记忆。
三
韩武堡与新营一同滋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1958年，7岁的我开始了与韩武堡长达十年的亲密接触。
这一年秋天，我上学了。学校设在韩武堡观音庙。庙背靠南护村堰，堰外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左侧是一个天然蓄水池，俗称窖水圪洞；右侧是与之相连通的建有北房、南房的院落。
一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个教室。老师很老，姓程，也可能是陈或者是成，许是脑袋有点扁，学生叫他程（陈、成）板头。初入学的我们，在三年级大哥哥们的教唆下，很快就没有了新环境的拘谨，加入了调皮鬼的队伍。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惹得狗儿不待见”的年龄。下课钟声还没敲响，学生们要出去，老师说不住，搬一长条凳堵住门自己坐上去，挡住了门挡不住窗户，调皮鬼们从窗户向外钻。虽有“叔叔、舅舅、老先生”受人尊敬的传统说法，但捣蛋鬼们不懂，也不管什么师道尊严，反而视叛逆为荣，谁敢于和老师斗，谁就是英雄，印象最深的是韩武堡的“完了”同学。完了姓赵，年年留级，已经上了三次一年级。老师说，这个学生完了。“完了”就成为他的外号。别看他学习不好，却敢和老师对着干。有一次因淘气被叫到办公室，他和老师吵起来，竟然把学校的钉书机摔坏。钉书机当时是学校重要的办公用具，块头不大也是机器呀。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同学们都宾服他，跟着他做些恶作剧。比如把笤帚横放在半掩的门扇上面，待老师推门时坠落砸老师。比如趁别的班上课时，从后窗户悄悄地匆匆地往教室里扔一把土。
古庙寒窗，春秋十度。开蒙向上也好，蹉跎荒废也罢，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全部学生生涯。寒冷的冬天，偌大的殿堂生着一盘泥火，许多同学的手、耳都冻伤了。有的学生带着家里做的套袖袖（棉花做成的，有如半截棉衣袖子），不书写时把两手袖在其中保暖。也难以御寒。真可谓“寒窗”。也曾在凌晨与伙伴们拨开校门，点燃用蓖麻籽串起来的小小火炬照亮黎明前的黑暗，边玩儿边学习。却不可谓“苦读”。
在三年饥馑食不裹腹的日子里，我们忍着饥饿上学。路经韩武堡村打谷场，场上堆了许多玉米杆。同学们经常是翻了又翻，如果运气好时可以找到一穗小玉米。有时候我们在这一边翻捡，猪在另一边拱寻。一次发现猪找到了玉米，伙伴们一哄而上，围追堵截，硬是逼撵着猪把叼在嘴里的玉米棒子丢下。然后拾起，一起到教室围炉烧烤。
二年级时，伴着激昂的“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歌声，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组织，一名高年级的韩武堡女学生给我戴上红领巾，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几年之后，奶奶在圣母庙又为我举行了传统的、简单的另一种人生仪式——“开锁”，圣母庙位于韩武堡村东北角，俗称娘娘庙、奶奶庙。庙院中有一棵匍匐的巨型古柏，几乎占满整个院子。大殿里娘娘塑像慈眉善目、体态丰腴、雍容端庄。座像前摆有供桌，桌前方右侧放一个卦筒，筒内有卦签；供桌后方右侧放一个罄儿。一个被称为善友（庙祝）的中年或许是老年人——记忆中的他体形瘦长、身穿黑大褂、神情忧郁、沉默寡言，帮奶奶上供、烧香……好像还让我抽取了一支卦签。善友敲击罄，悠扬罄声，环绕古庙，久久不散。“开锁”仪式和顺序记忆不清，接下来或许是一开始，点火把我的十二串压岁钱红绳烧焚，奶奶收入簸箕扬去灰烬，把钱币抛洒在地。问我：要字儿（钱币有汉字的一面）还是要幕儿（白读蔓，可能是满的谐音，因钱币背面是满文）？我选择了字儿或是幕儿，并拣起所选的字儿或是幕儿朝上的钱币，其余的留给善友。奶奶用带来的新笤帚在我身上扫一遍，并祝曰：扫前心，扫后心，扫的俺娃娃平平安安通通顺顺，邪气不沾身，活到九十九。奶奶摘下我项上的长命银锁，剪断红布层层包裹成的带子（俗称“毛鞘鞘”），取下锁。
回到家，把经过神明佑护的“毛鞘鞘”挂到院中老枣树高枝上。清冷冬日，天空风微，摇曳的“毛鞘鞘”像跳跃的火焰点燃了冬天里的希望。
少年是充满幻想、喜欢冒险的年龄段。开火儿便是当时一种勇敢者的或者说是锤炼勇敢的“游戏”。冬季的田野，空旷寂静，新营与韩武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是十多岁的男孩子，武器多是土坷垃等便于抛掷的硬物。护村堰是各村的基本阵地，一群人从阵地出发向对方人员进行投掷，有的小伙伴投得远，投得准，冒着弹雨勇敢向前冲，有的埋伏在渠沟中，有的利用障碍物迂回到另一侧，给对方以突然袭击。战斗的胜利是以占领对方护村堰为标志，因而保卫护村堰成为至关重要的事，一旦最后的防线被突破，便是战士的耻辱。为了荣誉，有的战士被击中，偶尔也头破血流。有两条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一是大人不得参与，只能劝解；二是以护村堰为界，不得进村。
战场上相互开火的对手，到学校又成了同学、朋友。
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考上普通中学，进入新开办的韩武堡农业中学。校址（教室）在韩武堡小学，与小学合二为一，其实就是韩武堡学校的一个初中班。农中学制二年，名义是半农半读，实际上也是全日制。课程与普通中学差不多，只是突出农业，表现之一是建有与农业相关的活动组，会计、农艺等组因条件有限没办起来，只有农机组凭借县属拖拉机站开展了活动。我参加了农机组，平时在校学习文化课，夏秋到孟封拖拉机站实习。
文化大革命骤然兴起，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写批判稿、请解放军作报告、听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并组织了串连。我们一行18人在赵占华老师的带领下沿汾河而下，徒步到达晋南绛县，见到了回乡知识青年典型周明山。后从晋南乘火车返回省会太原，参加了省城学生的一些活动，如到省政府造反。
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有的红卫兵不满足于把斗争的矛头仅仅对准外面的，要在本校开展革命。目标当然是被告诬为“臭老九”的老师了，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犹存。最后选择了性格暴躁、与学生略有嫌隙的某老师。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突发奇想，要把大字报贴到他的背上。主意出了却缺乏勇敢者，经过研究，决定由地主家庭出身的某同学完成这一任务，以示经得起考验。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涂好了浆糊，在严厉的目光的逼迫下，趁老师转身之机，这位同学忽闪着惊恐的大眼睛，慌慌张张地把大字报粘贴在了老师的后背上。老师扭头看了一眼，没说一句话，铁青着脸大步跨出门槛。那一张象征革命的纸，随着衣襟飘摇了几下，跌落在秋雨蒙蒙的水洼里。这是韩武堡学校所谓最革命的一次行动。
三十八年前的初春某一天，我因病未到校。同学放学后告诉我：老师说了，以后就不用去上学了。过了一段时间，领到了一张由“清徐县杨房人民公社韩武堡大队学校”发放的毕业证书。签发时间：1968年3月20日。
四
时间如流水，逝去了近四十个春秋，漂白了少年头，流不去的是对故乡、对母校、对青葱岁月的记忆。多少年来，无论走得多久、多远，我的老外家、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同学和韩武堡村许多熟悉的乡亲……缕缕乡绪如影相随。
印象深刻的教师有：严谨寡言的老校长齐子俊，兼授历史课，教我们知道了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数学老师李其亮、语文老师杨山林，还有韩武堡村的张瑞芳、赵长林、赵占华，赵吉保等老师。
韩武堡籍的同班同学有赵亮儿、赵卯林、赵成欢、张润珍、杨淑珍、赵凤凰、赵虎玲、赵玉仙、王拉锁、赵有三、赵有兰、赵连成、赵锦屏、赵星三、赵列珍、韩爱鲜、赵寿儿、张楞儿、赵发丁、猴润儿、全列儿、燕奴儿、羊着儿……多是从小同学，也有插班相遇，有的中途辍学，有的相伴到中学，还有的已是阴阳两隔。同窗时间或长或短，日后相交或深或浅或无，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赵有三、赵星三兄弟俩，为响应学校号召卖爱国鸡蛋，他俩同守在家里鸡窝旁，等待母鸡下蛋，为一颗鸡蛋两兄弟争的面红耳赤；
有小伙伴在赵有三的作业本名字“三”上方加一点一撇，使之变成女同学“赵有兰”，惹得有三羞红了脸；
那时学校饮水由高年级挑，水井在村中心，学校没水桶，有桶的老乡怕孩子们磕碰坏，一般不愿意借出。轮到我班时，常常是赵虎林把她家里的水桶借给男生用；
赵凤凰的男同桌把玩新买的钢笔，不专心听讲。老师盛怒，命令她把同桌手中的钢笔扔到地下，赵凤凰拿过笔，怯怯地看看老师，又忧忧地瞅瞅同桌，不知所措……
还有两位难忘的韩武堡大朋友。
赵乐三，赵有三之兄，一位勤奋好学、有思想的青年。听说他有藏书，并喜欢文艺写作，便慕名而访。他独居距学校不远的一处荒芜小院，小屋简陋而凌乱，炕头摊着一些书本。在他的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并见到了《解放军文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借我杂志和书，讲解写作方面的问题，如倒叙、插叙等，虽多次交往，但始终没有看到他的作品。后来，听说因地主家庭和写反动日记、画后羿射日（被诬为影射红太阳毛泽东）之故，被检举被批斗，以政治罪身陷囵圄，领刑十年，出狱后郁郁而终。风华正茂的青年凋零于阶级斗争无情的风暴里，至今谈起，令人唏嘘不已。
赵鼠祥，长我三四岁，高我两个年级。在我的眼中，他是一名英俊少年，乌黑的偏分长发，鲜艳的红领巾，尤其是明亮的双眸，充满智慧和活力。记不清怎样的初识，只是因书而时相过从。鼠祥借给我的书大部分是古籍文学，竖排、繁体字，字又小，印刷质量差，语言半文不白，读起来多有难度。虽不求甚解，却也明了大意。重要的是，鼠祥的书似乎借之不尽（其实很多是转借的）。从他那里，我借读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封神演义》等许多古典文学著作。后来，文革来了，各种书籍被扫荡一空。书为缘，书之不存，缘即淡出。我又参军离乡，联系中断。长长的几十年里，也会想起他，但一直没有再见面。直到2011年秋，才带上自己写的《清徐史话》去看望他。在韩武堡村头，遇到似曾相识的村民，询问鼠祥的住址。村民反问道，是去他婆姨家还是他小子（儿子）家？我心有不解，说，鼠祥在谁家就去谁家。身边一人插话说：“早几个月就埋到地里了！”……错谔之余，是深深的遗憾。
去年秋天，我回新营小住。一天下午放晴，推着坐轮椅的母亲外出，在韩武堡村边遇一衣履褴褛、行走蹒跚的劳作人，知他是谁家人，但搞不清是老大发丁，还是老二二发友。便试探问一句“你多大了？”不料他说：“比你老大还大嘞，你说我多大了！”不知他把我当成我的哪个弟弟了，但我知道了他就是我的一年级同学赵发丁。他见我诧异，又说：“今年65了，属虎。比你老大大一岁，他是属兔的。”
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我呢，同窗都不相识了，遑论儿童！
又遇两人和我招呼，并能叫来我的名字。从苍老的面孔上，我依稀发现了那个遥远的青春影子。不好意思问姓名，还问年龄。答曰：六十。噢，低我好几个年级呢！
青丝成雪恍若一夜间，又如从烂柯山来。时光竟这样飞逝无情，人生真得很短暂！
怎样才能留住过往，让文化得以传承？
远方游子赵国玺，情系桑梓，以拳拳赤子之心，倡导撰写村史，希望缀集为书，典藏记忆，继往开来。嘱我写点东西。赵公之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令人敬仰。遂不揣鄙薄，欣然领命，从岁月的深处撷取点滴记忆，涂抹成篇。然而，纸短情长，乡愁难尽。
韩武堡记忆，温馨而又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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